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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三个世纪,创下诸多“第一”,“粉丝群”名人荟萃,这家出版老店太传奇了

2023-01-06 09:15

以下文章来源于北京日报纪事 ,作者杨丽娟

北京日报纪事 .

讲述你不知道的故事


125年前,几位排字工人在上海创业,办起一家印刷作坊。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不显山不露水的小作坊,竟然成了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开启者。它就是中国现代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

横跨三个世纪,商务印书馆创下了诸多“第一”:出版了最早的自编英语教材《华英初阶》,编辑了“吾国第一套初等小学教科书”,最早翻译出版《论自由》《论法的精神》等西方思想学术名著,建成了亚洲第一图书馆——东方图书馆……

商务印书馆不单是个出版机构,更是一个文化重镇。它与北京大学齐名,并称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严复、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茅盾、叶圣陶、冰心、胡愈之……这些如星辰般闪耀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人名,都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这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张元济晚年写的诗。正是张元济们“昌明教育”的理想,让众多文化大家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不解之缘,从而谱写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

图为涵芬楼书店内景。摄影史竞男

文 | 杨丽娟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北京日报纪事”(ID:bjrbjishi),原文首发于2022年12月27日,原标题为《跨越三个世纪,创下诸多“第一”,“粉丝群”名人荟萃,这家出版老店太传奇了》,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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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字工人创办的小作坊


1897年2月11日,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第二年,百日维新的前一年,一家毫不起眼的印刷作坊在上海江西路的一个小弄堂悄然开张。三部手摇小印机,三台脚踏圆盘机和三部手扳压印机,几乎就是小作坊的全部家当。谁也没想到,后来,这家小作坊竟一跃而起,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


这家小作坊的名字叫商务印书馆。

它的创始人夏瑞芳是个不折不扣的“打工人”——英文报馆的排字工人。夏瑞芳是农家放牛娃出身,在寻常人眼中,他二十出头,“外企”打工,收入尚可,肯定对工作机会倍加珍惜。然而,夏瑞芳却不愿在洋人的公司忍气吞声,受人歧视,他想辞职,自谋一条出路。

除了夏瑞芳,商务的创始人还有鲍咸昌、鲍咸恩和高凤池等。他们和夏瑞芳都是教会学校清心书院的同窗,都在外国人创办的报馆、书馆等做过学徒,因此都懂一点英文,掌握了熟练的排字和印刷技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自己办一个印书馆呢?

张罗创业,最难的是资金。此时,中国最传统的血缘关系发挥了作用。好几位创始人不但是好友,还是亲戚,鲍咸昌、鲍咸恩是亲兄弟,夏瑞芳则是鲍家的女婿。他们东挪西凑,亲戚好友齐上阵,终于凑齐了3750元。等置办好设备,不足4000元的资本转眼花光。

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商务印书馆第一任总经理夏瑞芳开始了艰难的草创之路。

商务名为印书馆,还有一个气派的英文名Commercial Press,实际上,创业之初根本没有印书订单,只能承印商业表册、账本、名片之类的零星业务。请不起太多工人,夏瑞芳一人身兼多职。“从总经理、校对、‘式老夫’(商店洋行所雇的在外收账之人,英文shroff的音译)、买办、出店(旧时专门负责跑街送货等外勤工作的伙计),一个人都得做。”商务的创始人之一高凤池回忆,“如何说做式老夫呢?那时到了月底需要开支,就由瑞芳先生亲自一家家去收账款。如何说做出店呢?那时要用纸张,须到浦东栈房去取,从黄浦滩乘舢板打浦东来回,约一角钱。有一次黄浦江发大风,非常危险,瑞芳先生回到公司时,所有衣服被风浪打得湿透。”如此辛劳,收入仍不够,为贴补家用,夏瑞芳甚至兼职在一家保险公司卖保险。

如果生活在今天,夏瑞芳绝对是最励志的商界奇才。如此艰难的起步,他竟然在掌舵商务的短短十几年中,作了三个眼光独到的决策。这三个决策,使名不见经传的印刷作坊,成了中国近代文人无人不知的文化巨星。

他作出的第一个决策,是出版印刷了我国最早的自编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

晚清时期,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廷对外紧闭的大门,在通商口岸,英语已经成为获取高额报酬的一种重要工具,学英语的风气日渐浓厚。夏瑞芳学过英文,知道就连英文排字工人的收入,都要高于中文排字工人。他敏锐地意识到,英语教材或许大有市场。

于是,他找到一本英文启蒙教材,这本教材是英国人给印度小学生编写的,夏瑞芳请人翻译此书,再加以中文注释,英汉对照,重新编排,命名为《华英初阶》。

1898年,《华英初阶》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本子薄,定价低,首印2000册大受欢迎,不到20天就销售一空,此后不断再版,供不应求。商务印书馆乘胜追击,继续推出《华英进阶》,销售状况依旧红火。

这两套英语教材有多畅销,翻开众多文化名人的回忆录,可见一斑:在北京中西小学堂学ABC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在苏州启蒙英语的教育学家叶圣陶,在上海梅溪学堂求学的胡适,以及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的少年周作人,用的英文教材都是《华英初阶》或《华英进阶》。更有甚者,《华英进阶》全集还被送进宫里,成为光绪皇帝学习英语的读本。

夏瑞芳小试牛刀,就初战告捷,由此,商务成功地迈出了从印刷作坊向出版社转型的第一步。就在《华英初阶》面世的同一年,商务从偏僻的小弄堂搬到了北京路的街面上,厂房从3间扩大到了12间。

《华英初阶》试水成功,夏瑞芳没有沾沾自喜。1903年,他作出了第二个关键的决策——引入外资,与日本金港堂达成合作。

金港堂是日本的一流教科书出版公司和销售商,彼时正欲在上海投资。夏瑞芳得知消息后,积极联络,经过艰苦谈判,终于与金港堂达成协议,双方各出一半股份,改商务印书馆为有限公司。尤为难得的是,“用人行事,由我为政”,也就是说,既引进了日方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又将公司的经营权掌握在了中国人手中。

依靠日方入股带来的10万元资金,商务规模迅速扩大,印刷技术也进步很多。据高凤池回忆,铜板印刷、五色彩印等先进的印刷技术,都是由日方派技师来传授的,“从此凡以前本馆所没有的,现在都有了。”

商务的事业蒸蒸日上,但在列强的虎视眈眈之下,国人的反日情绪日渐高涨。1912年,商务开始商议收回日本股份。商务的发展势头正劲,日方股东怎肯轻易放弃?夏瑞芳不得不亲赴日本,谈判磋商,“历时二载,会议数十次”。1914年1月,双方终于达成回购协议,商务以55万余元的总价回购了日本股东的全部股份。

1914年1月10日,《申报》刊登了商务印书馆的公告,宣布公司“为完全本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

坐在办公室的夏瑞芳看到这则广告,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商务“利用外资而不为外资所束缚”,至此终于名正言顺。此时的他完全没料到,同一天的下班时分,在商务发行所门口,他竟惨遭暗杀。子弹击中了要害部位,伤势太重,年仅43岁的夏瑞芳,就这样意外告别了人世。

正值盛年的出版家,光天化日之下被刺,各界人士无不震惊,蔡元培还亲自为其写了小传。谁是刺杀夏瑞芳的幕后黑手?曾经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陷入军阀纷争,也有人认为是日本人进行报复。而《中国出版家夏瑞芳》的作者黄嗣多方考证后认为,实际上,“夏瑞芳被陈其美派人暗杀,在当时已不是秘密。”高凤池的日记中就曾写道,陈其美司令部欲进驻闸北,“此项军队纪律不严,闸北工商界虑其扰害不利”,夏瑞芳等十五位实业家出于维护商界利益,曾联合抵制。后来,陈其美还曾向商务借款维持军饷,被夏瑞芳拒绝,陈其美“因之怀恨甚深,乃使死党狙击之”。

无论真相如何,夏瑞芳的离世对商务无疑是巨大的损失。然而,商务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因为夏瑞芳早已为商务寻到了一个人才——张元济。这就是夏瑞芳在商务作出的第三个重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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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张元济的加盟


张元济,中国科举考场里名副其实的“学霸”: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高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明史》有载,“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由此足见张元济“学霸”的含金量。“学而优则仕”,张元济的仕途本该平步青云,然而,晚清的风雨飘摇中,这位科举骄子的仕途注定不再畅通。

1898年6月16日,就在“戊戌变法”后的第五天,光绪皇帝破格召见了张元济。那时张元济的职务是刑部主事和总理衙门章京,大概只是一个六品官。在他之前,光绪皇帝召见的是康有为。

张元济支持变法,只不过他的态度不如康有为那般激进。百天之后,变法失败,康有为逃往海外,张元济则被革职“永不叙用”。

1898年10月,辞别官场,张元济来到了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译书院,担任院长。张元济这份工作的介绍人,是他在总理衙门时的上司李鸿章。李鸿章欣赏他的才华,特意请南洋公学创始人盛宣怀关照他。

李鸿章和盛宣怀都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被他们青睐的张元济自然对西学颇有研究。他不仅对西方实用技术感兴趣,还对自然科学、天文等学科兴趣浓厚。由于当时西方译著非常少,他干脆自学英文。1896年6月8日,在给密友汪康年的信中,他就谈到“英文已习数月,仅识数千字,而尚难贯通。”后来,他还创办了“通艺学堂”,专门讲授英语、天文、地理、军事、农业、商业、矿物学等西方新知识。1898年离开北京前,张元济正式关闭了通艺学堂,将学堂所有的书籍器具以及积存余款等,委托学务大臣孙家鼐捐赠给了京师大学堂——作为百日维新的“新政”之一,京师大学堂在戊戌政变后得以幸存,成为北京大学的前身。

张元济没有辜负李鸿章的希望,在他的主持下,短短数年,南洋公学的译书方向从兵书转向以政治、经济、法律等社科书籍为主。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也就是今天的经济学必读书目《国富论》。而为译书院翻译《原富》的人,则是张元济的好友严复。

不久,因印刷学校所需的教学笔记、刊物、阅读材料,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相识了。与张元济的朋友圈好友相比,夏瑞芳实在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他的勤勉、才干和对事业的执着,给张元济留下了良好印象,而夏瑞芳对张元济的广博学问更是钦佩。就这样,一个翰林出身、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一个印刷工人出身、精明而不固守的商界奇才,逐渐惺惺相惜,意气相投。

1901年,在夏瑞芳的盛意邀请下,张元济入股商务印书馆。第二年,当商务预备设立编译所时,夏瑞芳自然想到了这位最合适的人选。不过,据商务编译所元老编辑蒋维乔回忆,张元济最先推荐的编译所长人选其实是蔡元培。

蔡元培与张元济私交甚笃,两人既是浙江同乡,又是同年,1892年高中进士,同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同在戊戌政变后离开官场。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职时,还请了蔡元培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

蔡元培同意在商务兼职,离不开两人的深厚友谊。只是,蔡元培兼任编译所所长仅数月,“苏报案”爆发,他不得不离开上海。这种情形下,1903年,张元济正式离开南洋公学,加入了商务。

陈叔通是商务印书馆早期的资深出版人,他曾回忆张元济和夏瑞芳之间的一场谈话,“夏有一天便与张开谈,问张既在译书院不得意,能否离开,我们来合作,张说你能请得起我这样大薪金的人吗?夏说你在译书院多少薪金,我也出多少。”

这番话足以看出夏瑞芳的求贤若渴,但事实上,张元济看重的肯定不是“大薪金”,他真正追求的,还是他与夏瑞芳达成的共识,“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张元济的教育理想,从他写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今设学堂者,动曰造就人才。元济则以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能稍稍明白耳。”

如何“使人能稍稍明白”,张元济认为,“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英才为要”,换言之,出版大众能读的书是一个广开民智的好办法。正因如此,当夏瑞芳与他言定,“夏管印刷,张管编书”时,他毅然从衙门作风的南洋公学辞职,全身心地投入了发展初期的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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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第一套初等小学教科书”


走出官办大学堂,加入民营小出版企业,张元济很快交出了“提携国民”的重要代表作,也就是高凤池所称的“吾国第一套初等小学教科书”。

早在张元济加入商务之前,兴办新式学堂已是大势所趋。新式学堂的兴起,最需要的就是新式教科书。中国旧有的启蒙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早已不合时宜;外国人编写的教科书,又与中国人的习惯不符。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下,张元济决心亲自主持,编撰一套最新的好教材,以“尽我国民义务”。

对于这套教科书,张元济和商务编辑们倾注了极大心血。老编辑郑贞文在回忆文章中谈到编译所初期的情况:“那时主要的工作,是编辑小学教科书,这在中国是创举,大家都没有经验……由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和庄俞四人共同编辑。采取日本维新时期教科书的编制经验,字斟句酌,每编一课必经四人协议一致,而后定稿。”

蒋维乔关于《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回忆尤其详细,他记得当时大家采取略似圆桌会议的形式,任何人提出一个原则,共同认为有讨论价值的,才详细辩论,所有人都同意后,才定下这个原则。有时,大家为了一条原则,要讨论半天甚至一天。

这些学识渊博的大编辑们为小学生国文教科书定下的原则,直到今天看来,依然相当科学,与现在幼童启蒙流行的分级读物不乏相似之处。比如,“首先发明之原则,即为第一册教科书中,采用之字,限定笔画……第一册采用之字,笔数宜少,且规定五课以前,限定六画;十课以前,限定九画;以后渐加至十五画为止。”原来,蒋维乔等人回想自己启蒙读书时,遇到笔画较多的字,感到难记,因此参考外国人的英文读本,其第一册必取笔画最少之字,定下了这一原则。

圆桌会议定下的原则,还有选定教科书采用之字,限于通常日用者,不取生僻字;第一册第五课以前的课文,每课生字不得超过十个;第一册共计六十课,前面课文出现的生字,必须在以后各课中,再出现两次以上,以便于复习记忆,等等。

有一次,编辑一篇课文时,蒋维乔用了一个“釜”字,高梦旦看到想改用“鼎”字,蒋维乔表示,“鼎”字太古,不普通,不能用,高梦旦当即反问:“‘鼎’字乃日常所用之字,何谓不普通?”两人声色俱厉,争论半天,毫不相让,最后才搞明白,原来在高梦旦家乡的闽语中,人们习惯将“釜”称为“鼎”。真相大白,两人不由拊掌大笑。

1904年12月,《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不到两周,5000余册就被抢购一空。最新教科书头炮打响,商务印书馆又陆续推出一整套初等、高等小学教科书,除国文外,还包括修身、算术、珠算、格致、地理、中国历史等共16种,成为当时系统最为完备的第一套新式教科书。1906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后的第一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审定通过教材102册,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就达54册,占据了教科书市场的半壁江山。此后,在白话教科书问世以前,商务版教科书“盛行十余年,行销至数百万册”。

冰心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她回忆,“我在学认‘天地日月,山水土木’这几个伟大而笔画简单的字的同时,还认得了‘商务印书馆’这五个很重要的字。我从《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去,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着学问与知识。”

在年幼的冰心心中,商务印书馆仿佛“一座屹立在上海的巍峨大厦,里面住着几位传授知识的大师……”到了八九岁时,她开始看课外读物,不但爱看《三国》《水浒》和《西游记》,还喜欢读新小说,其中她最钟情的,要数林纾先生翻译的西方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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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译名著”与“林译小说”


冰心喜欢的“林译小说”,同样出自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3年,张元济甫入商务,就开始延揽各方人才,组织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文学和学术名作。

他想到的第一个翻译作者,就是被誉为“近代西学第一人”的挚友严复。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期,就多次写信向严复求助翻译相关的问题,还花大价钱买下了严复翻译的《原富》版权。

1903年,当张元济加入商务时,令严复声名鹊起的《天演论》初版已经问世5年,但商务印书馆却是重版《天演论》次数最多的出版机构。据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史春风统计,从1900年至1921年,该书在商务再版了20次之多。

这本翻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代表作,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引进了中国。它的一次次再版,既是张元济等商务编辑慧眼独具的选择,亦可见此书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力之大。

当时,正值年少的鲁迅不顾长辈的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另一个姓胡的年轻人读完《天演论》,索性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适者生存”的“适”。后来,他在自传中这样回忆《天演论》的风行:“它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运用,对于一个感受惰性与濡滞日久的民族,乃是一个合宜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除了《天演论》,商务还先后出版了严复翻译的诸多著作。

1903年,严复翻译的穆勒《群己权界论》在商务初版。作为西方思想政治学的经典著作,这本书有一个现代人更熟悉的名字——《论自由》。它后来在商务重版了7次。

1904年至1909年,严复翻译的《法意》共七册完整地呈现在国人面前。这部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著作,1748年一经出版即在欧美风靡一时,被认为是西方法学发展史上为数不多的“鸿篇巨制”。这本书在商务重版了4次,今天被译为《论法的精神》。

1931年,商务印书馆汇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8本西方学术著作,出版了《严译名著丛书》。这套丛书几乎一本书代表一个社会学科,深深地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作为严译名著的读者之一,叶圣陶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写道:“至于接触逻辑、进化论和西方的民主思维,也由于读了商务出版的严复的各种译本。我的情况绝非个别的,本世纪初的青年学生大抵如此。可以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未读过商务的书刊的。”

如果说“严译名著”打开了一代人的思想眼界,那么冰心所喜欢的“林译小说”则影响了一代文学家。林纾,这位不懂英文的翻译鼻祖,在翻译时需借助通晓外语的口译者,然后以文言形式笔述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他的译作包括《巴黎茶花女遗事》(即《茶花女》)、《魔侠传》(即《堂吉诃德》)、《伊索寓言》、《鲁滨逊漂流记》等。

如果当年有粉丝群,我们肯定能在林纾的粉丝群中看到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冰心、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钱钟书,都有一段经由林译著作接触西方文学的历史。钱钟书回忆:“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冰心忆及少年时对林译小说的痴迷时说:“这些书中的句子,至今我还能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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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雁冰改革《小说月报》


1913年,十二岁的冰心随父亲迁居北京。这时,她惊讶地发现,母亲订阅的《东方杂志》竟然和她爱看的林译小说一样,都出自商务印书馆。

是的,商务不仅编印教科书,翻译出版西方文学和学术著作,还编辑出版了许多社会科学杂志。其中,1904年创办的《东方杂志》影响最大,直至1949年才停办。梁漱溟是《东方杂志》的忠实读者,曾给杂志投稿发表了文章,文章被蔡元培看到,请他去了北大教书。此外,还有《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等,一时之间,商务俨然成了全国屈指可数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传播中心。

有人将商务印书馆与北大并称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中,两者的表现却判若泾渭。北大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镇,相比之下,身处上海的商务显得波澜不兴,以至于北大的陈独秀、罗家伦一度将矛头直指商务主办的杂志。

1919年4月1日,《新潮》刊发了罗家伦的文章《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文章尖锐地批评,《教育杂志》是“最讨厌的”,《学生杂志》“是一种极不堪的课艺杂志”;《妇女杂志》“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至于《东方杂志》,“这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

此时,已经改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的张元济,显然也感受到了新文化冲击的压力。

1920年11月下旬,一位名叫沈雁冰的年轻编辑,被时任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请到会客室谈话。他被委以重任,担任《小说月报》的新主编,负责革新杂志。七年后大革命失败时,这个年轻人被迫隐居上海,以“茅盾”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幻灭》。

沈雁冰当时只觉突然,后来,他才知道,就在这场谈话前不久,高梦旦和张元济曾经北上,和郑振铎等人见过面。郑振铎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那时正在筹办文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

正是在这次见面后,张元济和高梦旦决定全面革新《小说月报》,而沈雁冰被选为了打开缺口的人。高梦旦客气地问沈雁冰有什么意见,没想到,年仅25岁的文艺青年沈雁冰竟然提出了三条大刀阔斧的要求:一是现存稿子都不能用;二是杂志全部从四号字改为五号字;三是馆方应让他全权办事,不能干涉他的编辑方针。对此,高梦旦全部应允。

这些条件看似简单,其实蕴含了一个新文化战士的决心。因为沈雁冰清点存稿后发现,前任主编买下的存稿足够刊用一年,这些旧稿都是当时“礼拜六派”旧文人的文章。旧稿一篇不用,意味着与旧文学的决裂。

1921年1月,《小说月报》以全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第一期杂志就刊登了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翟世英、王统照等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文章。从这一期开始,沈雁冰共编了二卷二十四期《小说月报》以及“俄国文学研究”等号外。短短两年内,《小说月报》从旧文学的堡垒变成了新文学的阵地,而沈雁冰本人也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力量。

后来,已经成为著名文学家茅盾的沈雁冰自豪地回忆这段历史:“全国的作家和翻译家,以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都把他们的辛勤劳动的果实投给《小说月报》。可以说,‘五四’以来的老一代著名作家,都与《小说月报》有过密切的关系,像鲁迅、叶圣陶、冰心、王统照、郑振铎、胡愈之、俞平伯、徐志摩、朱自清、许地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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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最大图书馆”


1916年,沈雁冰初到商务时,曾对同事说:“我没有家庭负担。在此不为利不为名,只贪图涵芬楼藏书丰富,中外古今齐全,借此可读点书而已。”工作之余,他在涵芬楼度过了很多时间,在这里,他阅读了俄国文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书籍,思想发生巨变,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涵芬楼藏书,是沈雁冰选择商务印书馆作为职业起点最看重的一点,也是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对保护传承中国古籍所作的一大贡献。

早在加盟商务之初,张元济就发现:编译所的编辑需要广泛的参考资料,然而彼时中国并无公共图书馆,只有藏书家私人拥有的藏书楼,每当编辑们想要查阅资料,“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因此,张元济开始考虑访求善本和著名收藏家的藏书,为编译所建立一个参考资料图书馆。

虽是为工作之便,但为了搜集各方珍藏,商务印书馆可以说不惜代价。1905年,皕宋楼藏书要对外变卖的消息传出,张元济立刻找夏瑞芳商量,欲购进这批藏书。皕宋楼是清末藏书家陆心源所有,为近代四大藏书楼之一,尤其以宋、元版本数量之众、价值之高驰名遐迩。张元济早年不止一次慕名前往皕宋楼,但终未能获准一观。可想而知,得知消息的他心情之激动。那时,商务的资本不过数十万元,夏瑞芳却慷慨地许诺了八万元,供张元济购书使用。遗憾的是,皕宋楼藏书最终以十万元出售给了日本财阀岩崎男爵。

收购皕宋楼藏书失败,更促使张元济下定决心搜寻古籍,以“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翻阅他与友人的来往书信,我们不得不佩服张元济搜寻古籍的苦心孤诣,除了通过商谈购买藏书楼图书,他还定期到书市寻访旧书,给旧书店老板留下自己的姓名,以便他们把收集到的珍本古籍送上门,他甚至还在自己寓所的门上贴了醒目的“收买旧书”标记。

1909年,商务正式以“涵芬楼”为名成立图书馆。“涵芬”,取涵盖芬芳、包容智慧之意。1924年,涵芬楼藏书达到46万余册。商务印书馆在此基础上,于宝山路总厂附近新造一幢五层大楼,由此建成了当时全上海乃至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更为可贵的是,张元济决定将内部的东方图书馆改为普通参考图书馆,于1926年正式对外开放。

藏书浩繁的东方图书馆,从此成为真正能够开启民智的精神食粮。据统计,仅1929年,东方图书馆迎来了近3万名读者,1930年读者已突破3.6万人。20多岁的青年巴金是东方图书馆的常客,他曾满怀深情地写道:“虽然我每次到那里去都要花几个铜板买门票,虽然那里的办事人没有打出为国家做什么做什么的招牌,但是在那里我得到了一切的便利,使我时时觉得只有那才是为读者大众设的图书馆。”

仅仅是将古籍善本保存在图书馆,张元济还觉得不够,在他看来,兵荒马乱的年代中,整理、影印、出版古籍,方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于保存上多一份效力”。为此,1915年,他亲自牵头,开始酝酿整理和出版《四部丛刊》。《四部丛刊》囊括了古籍469种,网罗了大批宋、元、明各类善本和精抄本。为了编好这套丛书,张元济甚至专程前往日本,搜求我国流出的孤本秘籍。

早年在商务工作的编辑郑贞文,那时随张元济一起东渡日本。据他回忆,此行花费十多万元,他们访问了日本的静嘉堂文库、内阁文库、东洋文库,就连设在皇宫内的皇室图书馆——日本宫内省图书寮,他们也想方设法得到允许,一连在图书馆阅书三日。郑贞文写道:“张专看经、史、子、集方面,我则阅读文艺小说。初步选出后,征张同意,决定拟借书目,向图书管理员商借。由我们在东京预约的日本照相技师,就馆内用特种照相机逐张摄成小型底片,带回扩大,照所需规定尺寸,影印成书。”“三个多月间,除星期日外每日不息地阅读古书,我和张共同起居,见他每晚必作笔记至于深夜……”

1922年,《四部丛刊》初编出版,当即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青睐和重视,好评如潮。随后,《四部丛刊续编》和《四部丛刊三编》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影印出版。除此之外,《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古籍,一部接着一部,在张元济的主持下相继问世。时至今日,这些出版物仍是文史工作者查阅古籍的“必备工具”。

仿佛是在跟动荡的乱世争抢时间,为了整理出版这些古籍,张元济忘我地工作着。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爪牙还是伸进了上海,1932年,商务印书馆遭到了创业以来的最大劫难,张元济苦心建立的东方图书馆被付之一炬。

7

“中国现代出版从这里开始”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一·二八事变。第二天,数架日本飞机从停靠在长江上的航空母舰起飞,疯狂轰炸上海市区,六枚炸弹准确地投到了位于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商务印书馆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职工宿舍楼等,顿时陷入一片火海。

几天后,总厂附近的东方图书馆起火,熊熊烈火吞噬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图书馆。经此一劫,除了之前寄存于金城银行保险库中的善本5300余册幸免外,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化为灰烬,大量珍贵的善本、孤本毁于一旦。

事后统计,商务印书馆各项资产总计损失1633万元,占公司总资产的80%。轰炸后几天,纸灰一直在上海市区上空飞扬,有些纸灰飘到了张元济家的院子里,当时已经65岁的他不禁为之泪下,“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

这场灾难并不是意外的“误炸”。事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说出过侵略者的真实用心:“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但是,侵略者的企图并没有得逞,商务印书馆没有被这场劫难打倒。当时的商务总经理王云五亲手写下一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张贴在商务印书馆的河南中路发行所门口。年过六十的张元济本已退居二线,大部分时间都在整理和点校古籍。关键时刻,他也赶回办公室,主持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立志“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

幸好,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北平的两家工厂尚能利用。仅仅半年后,1932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就宣告复业,恢复了印刷生产。三个月后,商务“日出新书一种”。据统计,商务印书馆自成立至一·二八事变前的35年间,出版新书8000余种,而复业之后的四年内,“新出版的书已有三千六百余种”。

1933年,一套新的《复兴教科书》问世,以“复兴”为名,铭记国难。同一年,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成立,张元济个人还为此捐资一万元,可惜,复建计划最终因抗战的全面爆发而未能实现。

1937年,商务印书馆再次陷入炮火。随着上海沦陷,商务不得不走上颠沛流离的战时之路,辗转于长沙、重庆、香港等地。

战争摧毁了商务的厂房和设备,但摧毁不了商务人“扶助教育为己任”的文化传承。在极其困苦的战争年代,商务印书馆仍坚守住了图书出版的文化根脉,共出版战时读物和一般书籍2827种,教科书100多种,直至迈入新中国。

1954年,商务印书馆迁至北京。

如今,商务印书馆大楼静静地矗立在王府井繁华的街道旁。走进它的大门,一层大厅内的两个宣传栏格外醒目,一个是“我们的作者”,一个是“我们的员工”。两个宣传栏几乎囊括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所有星光闪耀的名字,从清末维新运动时期的严复、梁启超,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再到新中国教科书的奠基人叶圣陶、新中国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均名列其中。

紧挨着商务印书馆,还有一栋灰色而低调的小楼,名曰“涵芬楼书店”。书店二层的历史陈列馆,现在正静静地讲述着商务印书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125年历史。书店的纪念墙,自豪地告诉来来往往的读者,“中国现代出版从这里开始”。而那副张元济先生题写的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则像一位穿越时光的老人,娓娓道来一代代商务人传承百年的文化根脉与理想。

参考书目: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叶宋曼英《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黄嗣《中国出版家夏瑞芳》,《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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