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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如何应对中美气变带来绿色投资机遇与挑战

2021-04-30 14:10

作者刘英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25日中宏网。


聚焦“碳中和:中美大国责任与新未来”主题,中宏论坛第十四场在线研讨4月23日下午召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刘英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刘英对中美未来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交通、建筑、产业、金融等领域所蕴含的广阔投资机遇进行前瞻,还就国际绿色合作标准、防范国际间技术壁垒、加强环境信息披露以及健全多边监管机制等提出建议。此外,刘英还重点就通过六大体系建设,打造中国绿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分析前瞻。


以下是刘英发言:


目前全球气候变化领域三件大事,一是中美发布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二是中国领导人出席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并发言,三是美国要回归巴黎协定。而拜登新政府已将中国定义为能与美国进行经济、技术、外交等全面竞争的“体系性大国”,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和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但与此同时,无论是气候领导人会议还是中美气变联合声明却也都标志中美绿色投资前景可期。下面我就从中美绿色投资合作的三个背景、五个机会及三个政策建议进行分享。


我们先测度一下中美绿色投资规模的总量。作为在全球经济和贸易占比均达40%的中美两大经济体都致力于绿色发展,因此绿色投资前景空前广阔。日前美国提出的新一轮2.25万亿就业计划中就表示将大幅减少碳排放,强调金融体系要支持低碳领域投资,致力于提高气候风险透明度。绿色经济所需的投资规模巨大,预计美国未来十年就需要2.5万亿美元的规模。如按解振华所带领的团队的保守测算,未来十年美国加上中国的绿色投资规模预计将达10万亿美元。而按照前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博士的测算,在未来三十年,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仅中国一家绿色投资规模就将达500万亿元。


拜登政府上台不到两个月就抛出了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南,其中不仅提出了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经济衰退等风险,还15次提及中国并延续将中国作为头号竞争对手。而对于中国来讲,中美间的绿色投资合作需要关注当下全球所面临的疫情、气变、中美三大风险。中美绿色投资合作基础是人类面对世纪性的共同的气候变化风险。就是在本世纪末要通过绿色投资绿色发展尽量将全球气候升幅控制在1.5度以内。


一、气候变化等全球三大风险是中美绿色投资合作的大环境


首先是新冠疫情风险。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截至目前全球近1.5亿人确诊,死亡超300万。美国目前是全球确诊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而印度连续一周以来每天保持在30万人以上的确诊病例,日本多点控制爆发,这说明新冠疫情仍在一些国家蔓延。而新冠疫苗能否对遏制疫情起到决定性作用还要待实践检验,伴随欧美疫苗注射加速,群体免疫能否实现,并进而促进经济复苏,带动绿色转型和绿色投资尚无法确定,但是经济复苏是确定性的事件,为应对疫情我们还需要加大绿色投资,实现绿色经济复苏,这是中美及全球的共同认知。


其次是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这是全球都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约定,发达国家要在200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在1990年的水平,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约定了工业化国家在2010年内使二氧化碳为主的六种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幅下降。2009年签署的《哥本哈根协定》,约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要在2050年前减少至1990年排放的一半。直至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要求本世纪升温幅度控制在2度以内,并寻求尽量控制在1.5度以内的措施。而要在本世纪末将气候升温幅度控制在1.5度之内,就需要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来实现。为此,中美作为全球碳排放最大的两个国家,必须加强在气变领域合作,这也为两国绿色合作带来空前的投资机遇。


最后,中美竞争的风险。在谈及中美绿色新政之前,首先要提及的是中美两国合作,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是两国全面竞争下的有限合作,也正因此,这个有限合作就显得尤为珍贵。原来有些人以为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的新走向会与特朗普不同,会来个180度转弯,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转向。拜登政府上台不到百日,对华政策和脉络基本成型,尽管战术上有所差别,但战略上还是延续特朗普对华策略,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拜登上任不到45天就发布了《临时国家战略安全报告》,将中国称为在经济、技术、军事、外交等各领域能与美国全面竞争的所谓“体系性大国”。美国两党日前还一致通过了《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这就是全面对华法案,不仅美国两党通过法案推动与中国的全面竞争甚至是对抗,而且联合盟友,通过采取印太战略,发日美联合声明等来一致对华,不仅如此,还在台海、南海、新疆、香港、西藏等我主权范围内发起挑衅。拿意识形态来对华开展竞争,可以说,中美竞争是全球经贸、技术等领域的最大风险。


二、中美两国为绿色投资五大合作空间提供政策支持


截至目前,全球有近130个国家提出碳中和目标,有6个国家已实现立法,5个国家处于立法议案阶段,14个国家相关政策文件,99个处于政策文件制定讨论中。其中70%国家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中美分别在2060和2050年实现碳中和。欧盟2019年发布了《绿色新政》,承诺于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一)中美两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提出的最新绿色发展政策


中国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政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电大国(占全球的50.2%)。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我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国家自主贡献新举措: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将达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12亿千瓦以上。


拜登新政以绿色新政为政策框架,拜登竞选时就提出绿色领域的三大目标,一是要实现100%的清洁能源经济,二是投资2万亿美元,三是在该领域解决1000万新增就业岗位。美国在未来十年内对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000亿美元;在2030年底前部署超过50万个公共充电点,同时恢复全额电动汽车税收抵免;到2030年将海上风能增加翻倍;到2050年之前达到“净零排放”。


2020年底,欧盟提出2030年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要比1990年降低至少55%。而其2019年发布的绿色协议提出欧盟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英国2008年通过《气候变化法案》,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立法形式确立于2050年碳中和的国家。



(二)中美绿色投资可能的五大合作领域


在全球碳中和浪潮下,在中美全面竞争背景下,中美在绿色投资方面可以有五个合作领域:


一是绿色能源,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供给和资源禀赋结构面临挑战,中美目前都在从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转向以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此背景下,中美绿色能源合作将首先体现在新能源合作等方面,这将带来绿色投资机遇。据测算中国未来绿色能源投资将高达70万亿元。


二是绿色交通,拜登所提出的2万亿美元基建计划中大部分是绿色基建,这方面存在中美绿色投资合作空间。而绿色交通不仅包括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还包括新能源汽车,特斯拉来华投资其实也是中美在绿色交通领域竞选合作的体现,去年特斯拉仅出售碳指标就获得16亿美元收入。


三是绿色建筑,建筑实际上是城市里面碳排放的大户,占比超过70%,中美在绿色建筑方面合作存在广阔的投资合作空间。


四是绿色产业,在绿色制造业、新能源汽车、绿色农业等绿色产业方面,中美双方也有广阔的投资合作空间。


五是绿色金融,绿色基金、碳基金、碳市场、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领域的投资机遇广阔。


图2:未来世界主要经济体LNG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BP世界能源展望报告(2020)

三、加强中美及世界绿色投资需要完善原则、构建体系


(一)中美及全球绿色投资合作原则


一是中美绿色投资应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政府可以引导,而以市场化为导向。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中美绿色投资合作要本着平等互利原则,而绝不是一方服从另一方,或者以谁为主的问题。


二是中美绿色投资要符合本国国情。中美人口、资源禀赋不同,经济互补性强。中国的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比过半,人口14亿,就不能与美国3亿多人口的丰富油气资源相提并论。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全球制造业大国,为全球提供工业品,单位GDP能耗高。而美国等发达国家是服务业为主的国家,在去工业化阶段,单位GDP能耗较低。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所处位置不同,中国处于生产制造的中间环节,而美国多处设计研发和销售网络价值链两端,由此碳减排的压力和任务不同,这需要中美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而不存在谁比谁的问题。


三是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中美投资合作也要坚持双、多边合作的原则。中美绿色投资合作以中美两国企业为主体,是中美及世界各国共同参与的市场。绿色投资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的任务,各国应遵守巴黎协定,但是要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发达国家理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等支持。此外,还要注意防控绿色投资的风险,不能因为贪多求快,不顾自身实际情况就过快转型导致风险失控,要降低高碳资产,增持低碳资产,要注意防控绿色投资的相关风险。


(二)中美应如何加强绿色投资合作


一是要完善全球的绿色金融标准。中美两国都需要制定和遵循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碳金融等绿色金融标准,以推进中美及全球的绿色投资合作。


二是反对绿色投资与贸易壁垒。鉴于中美在经济、贸易、技术、意识形态等领域中美全面竞争背景,要特别防止美方为追求所谓的全球领导力或遏制中国发展而采取的绿色贸易、绿色投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还要防止中美竞争对绿色投资的负面溢出效应。


三是促进对绿色产业和项目的支持。要在风险评级、授信规模、资本市场、甚至财政税收方面都加大支持力度。举个例子就是在高碳方面授信低,而绿色授信高。

四是推动企业披露环保等绿色投资信息。需要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披露ESG信息,特别是环境保护方面的信息,成为硬性指标。


五是加强风险的识别与防控。中美绿色投资领域有合作也有竞争,需要联合防控中美绿色投资风险。包括绿色投资的风险、绿色贸易摩擦风险、绿色产业竞争风险等。在中美双边合作基础上,还要加强与联合国、巴黎协定成员国、G20的多边多层面合作,联防联控中美绿色投资风险。


  图3:全球新能源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及占比分布情况(2018年)

  数据来源:IRENA,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作者制图


(三)中美绿色投资,中国还要加强六大绿色体系建设


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这不仅是中国高质量的必然要求,也是对钢铁、电力等产业的挑战,需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倒逼机制来增加绿色投资。无论是要实现自身的碳中和目标,还是抓住中美绿色投资机遇,防范绿色转型和气候变化风险,中国都需要加强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需求侧管理等方面的六大绿色体系建设,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中,在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在绿色转型中赢得机遇,规避风险


一是绿色产业体系:这里突出的是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包括太阳能、风能、氢能等新能源的发展,提升新能源等绿色能源的占比,降低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力争从目前化石能源占比近60%转化为新能源占比70%。这里不仅包括新兴的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也包括传统产业钢铁、有色、造纸、水泥建材等绿色转型和改造,还包括绿色园区改造及加快农业绿色发展。


二是绿色基建体系:要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传统基础设施的绿色转型与改造,推进绿色能源交通工具使用,加强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加氢等配套基建,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发展水平,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等。


三是绿色流通体系:加强绿色供应链的打造和绿色智慧物流体系的建设。通过建设建立绿色贸易体系,积极优化贸易结构,大力发展高质量、高附加值的绿色产品贸易,严控高污染、高耗能资源产品的出口。


四是绿色消费体系:要建设绿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绿色产品消费,加强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管理。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力度,扩大绿色产品采购范围,将绿色采购制度扩展至国企。分享碳足迹,减少碳排放,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五是绿色技术体系:中国要鼓励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并在该领域加强自主创新,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攻关行动,围绕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领域布局一批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科技攻关项目。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与绿色标准认证体系建设。


六是绿色金融体系:不仅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还包括碳金融。培育绿色交易市场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丰富碳金融产品,用以发现价格,防控风险。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


来源: www.rdcy.org/index/index/news_cont/id/6874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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