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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美对华政策是恐慌状态下制定的

2022-05-18 10:40

郑永年:美对华政策是恐慌状态下制定的

2022年5月17日

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美国不理性带动其盟友的集体不理性

环球时报:近期,美国财长耶伦等经济官员频频对中国撂狠话。相比之下,即使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时,美国财长也是相对理性的人物。您怎么看待美国经济官员成为“鹰派”?美国政坛的一些人是否已失去理性?

郑永年:美国内政是(这一现象的)决定因素。以前,共和党主要是代表商界利益,民主党代表劳工利益。在外交政策上,共和党表现得比较保守和强硬,而民主党有一定的“国际观”。但是现在在外交政策上,两党转向了。在中国问题和贸易政策上,共和党还是讲点贸易理性的,也就是会考虑到中美挂钩的情形,特朗普虽然表现得非理性,但他是想用非理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性的效果,即所谓的贸易平衡。

现在的民主党在处理贸易问题上比共和党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特朗普搞施压是希望中国屈服,而拜登政府希望的则是中美系统性脱钩。特朗普对中国高科技的“卡脖子”是不让中国的高端技术往上走,而拜登把中美关系简单地用意识形态定义为“美国民主VS中国专制”,是把贸易武器化、政治化。

一个国家如果只从意识形态看问题,就会出现集体恐慌。当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有集体恐惧感的时候,它的决策绝对不会有任何理性。拜登政府在台湾和构建“亚洲小北约”问题上得寸进尺,这种不理性也带动了美国盟友的集体不理性。“乌合之众”以前描述的是群众运动,在国际关系上也是一样的。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及其盟友)不仅针对俄罗斯,还针对中国,在国际层面出现了“乌合之众”的现象。

环球时报:美国政坛现在对中国的叙事以威胁为主。美国精英(政客、学者、媒体人士)本来应该起到引导公众对华认知的作用,但现在的情况似乎是他们互相比谁对中国说话更狠。这只会导致中美关系更加对立。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郑永年:集体恐慌不仅仅是指美国的精英层,而是整个大众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中国持有不良看法的美国人现在占所有人口的80%以上。这是怎么造成的?这是政客和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互动的结果。美国一直说它的媒体是独立的,学者更独立,但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样。整个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已经政治化。美国现在能有几个人批评政府的中国政策?如果有人站出来,就会变成公敌。

这是民主制度的演变。西方民主制度早期是精英的民主,直到社交媒体出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媒体平台的情况下,民主发生变化,以前叫“民主”,现在叫“民粹”,精英民主变成民粹民主,美国遇到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变质的美国民主马上反映在了外交政策上。现在再也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基辛格了。

这就是世界面临的危险。以前的美国外交是非常专业的,而现在(美国外交)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化、党派化,更是民粹化。在这次俄乌冲突中,美国的民粹主义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得一清二楚。以前美国有句名言: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现在可以加一句:所有外交都是地方性的。外交必须要有国际性,有一个世界观,但美国的议员政客们觉得美国就是世界。现在没有一个像基辛格那样的人组成的精英群体。

美国不理性带动其盟友的集体不理性

环球时报:您之前提到中美关系是美国内部问题的“牺牲品”。您觉得中美关系还能稳定下来吗?

郑永年:现在要改善中美关系,从美国内政(现实角度)来说,没有任何条件。但今天的中美关系不是美国单方面定义的,中国要有自信去定义。如果美国对中国有集体恐惧感,中国对美国也是如此的话,这个世界就麻烦了。中国很难要求美国去做什么,但可以坚持理性。互相有群体恐惧感的话,就会产生宗教式对立情绪。拜登政府要建立基于价值观的集团等,那么中国更要开放,不要把意识形态战争上升为中美之间的“宗教战争”。中国要有战略忍耐。

从历史上看,美国国内发展得好时,它的外交就理性。当国内问题一大堆时,它就把矛盾转移到国际关系上。现在的中美关系就是这样(美国国内问题)的受害者。美国精英也知道,中美关系恶化、对华贸易战,没能在任何程度上解决美国内部问题。即使美国像拜登政府所计划的那样,跟中国全面脱钩了,美国的问题也只会恶化,不会改善。

这些年,中国对稳定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做了多少贡献,美国没有做理性分析,却妖魔化中国,说中国“偷了”美国的技术。但美国没想过,美国把中低端技术应用到中国,美国企业从中国赚了多少钱去促进它的技术升级。全球化为美国创造了大量财富,但是美国的治理和财富分配有问题。

美国从以前引以为豪的中产社会变成现在的财团统治,这是中国造成的,还是美国自己造成的?美国从来都不反思。所以中国在制定美国政策的时候不能从情绪出发,要考虑到美国政治以及社会内部发生了什么,否则就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美国简单地把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关系,中国就应该不同意(这一看法),因为两国还要在多领域合作。

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准备

环球时报:从拉拢盟友对抗中国到反华议员加大在台海问题上“表演”的频率和力度。您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底线在哪里?美国危险的台海政策有刹车机制吗?

郑永年:没有。在美国整个政坛和社会对中国有集体恐慌的情况下,不会有任何理性的政策,没有任何底线。今天如果还有人幻想有个底线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西方有一句老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表现在美国的对台政策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底线。中国即使给美国划了红线,它也会视而不见,除非中国给它建一堵南墙,它撞到了就可以。所以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准备。

在俄罗斯问题上,北约不会停止扩张。从苏联时期的戈尔巴乔夫,到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甚至到执政早期的俄总统普京,都曾经想要加入北约,但是最后呢?它(北约)的目的就是要“杀死”你(苏联或俄罗斯)。台湾问题也是一样的。

没有人相信美国会“保卫”台湾。美国和北约在保卫乌克兰吗?乌克兰只是它们搞垮俄罗斯的一枚“棋子”。现在的俄乌军事冲突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是北约跟俄罗斯的冲突。台湾也是一样。美国“冷战派”“反华派”的计划就是牺牲台湾,以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那些不负责任的台湾政客为给自己壮胆,才相信美国会“保卫”台湾。

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在引诱中国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就像美国需要一场俄乌冲突来削弱俄罗斯一样。我们对此必须保持高度清醒。

环球时报:一些中国人担心美国想制造一个“亚洲乌克兰”,用它来消耗中国、搞乱亚洲,您怎么看?

郑永年:中国不愿看到俄乌冲突,同时也谴责俄乌冲突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北约。北约自称是“正义的化身”,但如果不是北约扩张到俄罗斯门口导致俄罗斯感到极度不安全,就不会有普京对乌克兰的行动。现在西方把责任推到普京一个人身上,但即使没有普京,也会出现另一个人,直到俄罗斯有安全感为止。

美国显然想要建立一个“亚洲小北约”,通过双边同盟、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四方安全对话”和“五眼联盟”等针对中国。现在要看亚洲国家怎么选。小国在大国身边感到不安全、跟域外国家发展关系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小国和域外国家(联手)对这个大国构成威胁,那这个小国也没有安全可言。

亚洲国家要思考,亚洲的安全是要靠域外大国来保证,还是通过建立亚洲的秩序来获得?欧洲已提供了经验教训。欧洲如果只有欧盟而没有北约,就会更和平。北约是美国主导的,在欧洲是维护和平还是制造战争?人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这次俄乌冲突产生的负面效应,要欧洲国家自己承担,美国不会承担的。亚洲国家应看清楚,如果“亚洲小北约”真的建立了,亚洲将永无宁日。亚洲国家如何构建一个亚洲命运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的。

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准备

环球时报:经贸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也是一些人认为冷战不可能再现的主要原因。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经贸关系是否能继续扮演未来中美关系压舱石的角色?

郑永年:美国搞“脱钩”也好,“卡脖子”也好,都会降低中美相互依赖的程度,但全球化并不能被阻挡。全球化是资本、技术主导的,没有任何一个行政当局能阻止资本和技术的扩散。这是世界几千年历史所证明的。只要美西方还是资本主义,中国是开放的,全球化就不会中断。所以最近我提出,中国要二次“入世”。中国去年已经提出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当美国对中国实行排除性政策的时候,我们也要对美国实行包容性政策。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更加开放,推动全球化。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也有利于世界。

环球时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公布一项应对中国崛起的国家安全战略。您认为这个战略会有什么新意吗?

郑永年:这个不会有任何新意。特朗普时期,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看成最大的挑战,拜登政府也只能在这个程度上强化。我刚才也说过,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都是在恐慌状态下制定的,我们要用理性的态度去看这样一个非理性情绪下的决定。

美国可能会再次强调印太。但在这次俄乌冲突中,印度没有完全支持美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导致了它要给自己壮胆,要显得好像各国都和它站在一起一样,其实不是这样的。

 

文章选自环球网,2022-5-17

关键词 郑永年


来源: www.ccg.org.cn/archives/69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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