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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良港,日夜泛着光!让700多年前的意大利人大受震撼……

2021-07-30 13:10


7月25日,我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由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56项。

                           

2021年7月25日,在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方代表团在线上观看“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审议过程。图|新华社

  

曾经,作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泉州,以开放的胸怀积极融入10-14世纪的全球经济体系,以包容的心态接纳各种外来思想、文化、技术和发展理念,推动了自身与海内外其他地区的共同繁荣。

 

“曾经”,对泉州的“现在”有什么启示?

 

文丨崔赫翾 瞭望智库观察员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1

唐朝

待时而起




1822年1月,巨型三桅远洋帆船“泰兴号”商船从厦门港出海。当时船上载有近2000名乘客、船员,包括商人、学生以及大批下南洋前往爪哇的中国劳工。除了载人外,船舱内还载有贵重的货物,其中就包括由居住在南洋的中国、日本、英国、瑞典和法国富商订购的大量德化瓷。


福建泉州晋江古石桥安平桥。图|新华社

  

为避海盗抢掠,泰兴号临时改变了航行路线,绕道西沙。当船驶到苏门答腊和爪哇岛之间的海面上时,船体触礁,船身入水后迅速沉没。

 

1822条生命永远沉睡在了南海的海底,一同被埋葬的还有数十万件珍贵的德化瓷。

 

泉州德化,是我国三大古瓷都之一。瓷器在烧制完成后,由挑夫从德化挑到相邻的永春,经水路直抵泉州港后出海。德化白瓷曾在欧洲以超越黄金的价格,成为上流贵族追逐的对象。从北宋开始,德化瓷便始终在中国外销瓷贸易中担任重要角色。


福建泉州陶瓷文化生活馆。图|视觉中国

   

不过,从泉州港出口的商品可不只是德化瓷,还有丝绸、茶叶等。庞大的运输网络成为支撑海外贸易运行的大动脉。

 

而泉州的全面开发要追溯到唐朝——唐睿宗“景云迁治”确立了泉州作为闽南中心的地位,从此在福建历史舞台上,泉州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正值阿拉伯帝国崛起,泉州吸引了大量的阿拉伯商人前来。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中记载:“从鲁金至汉府(KHANFU),海路为4日程,陆路为20日程。汉府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汉府有各种水果,并有蔬菜、小麦、大麦、稻米、甘蔗。从汉府至汉久(KHANJU)为8日程。”这里的汉久指的就是泉州。


泉州德济门遗址。图|新华社

  

唐代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也为泉州成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打下坚实的基础:

 

唐高宗显庆年间,国家颁诏要求做好交易前有关物资集散的准备工作,防止进口船舶压港时间过长,促进舶货及时转运,提高周转能力。

 

太和八年,唐文宗“上谕”中明文严禁官吏巧取豪夺,悉心维护外商利益。

 

唐时关税只收“舶脚”“下碇税”“收市”和“进奉”,此外严禁滥加征税,有效地保护了泉州外商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世界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地中海的海上商业王国蓬勃发展,亚洲大陆的三大文明社会也早已步入各自帝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并以强大的经济与文化实力,为亚洲及东非海洋贸易网络注入了巨大的动力。活跃于海洋上的商人和使者,为各地的物资、产品、财富、技术与文化的广泛交流构建起了世界性网络。

 

泉州港地处江海交汇之处,其水道深邃,海湾曲折,又处于亚热带,这个终年不冻、四季可行的天然良港,此时需要的只是一个时机。


2

两宋

天时、地利、人和




1271年,一位意大利人来到泉州,眼前的景象令他惊讶不已:城中遍布各类商品作坊,大者拥有上千工人;街头随处可闻各国语言,“仿佛不是中国人而是整个世界的城市”;乡镇与城市早已连为一体,城墙形同虚设。


2021年7月8日,游客在泉州市鲤城区金鱼巷内的一条小弄拍照留念。图|新华社

   

每条干道都有计时塔楼,为商业活动精准报时;城墙每天贴换类似报纸的商业资讯,市民可免费领取。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一个进出口免税的“自由贸易港”!

 

当时泉州遍种刺桐树,秋天满城刺桐一片火红,夜里忙碌的码头火把通明,日日夜夜一片光明,面对这样震撼的场景,这个意大利人挥笔写下游记——《光明之城》。

 

两宋之际,泉州港迅速崛起,甚至隐隐有凌驾于向来称雄的广州港之上的势头,自泉州出海的多桅帆船舰队,往往驶抵西亚和东非海岸。“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扩大,使刺桐港名声大噪,成为世界大港口。

 

泉州为什么行?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泉州的社会结构。

 

泉州依山傍海,耕地面积有限但人口众多,所以并不适合发展单一的农业。唐末五代战乱频发,为躲避战乱而来到泉州避难的人口急剧增多,泉州的可耕地面积已经利用殆尽。南宋建炎初年,随着朝廷南渡,南宋皇室的两大宗支——南外宗正司和西外宗正司,分别迁至泉州和福州。其中,集中在泉州的皇室人员,就多达2300余人,泉州的城市承载力一度亮起了红灯。

 

这时,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席卷了泉州的城市和乡村。利润更高的经济作物遍植于内陆的山岭,手工业更是迎来了大繁荣。而泉州地区背靠经济腹地提供了丰富的货源,广阔的经济腹地使得泉州拥有了更雄厚的物资基础和市场范围。作为泉州港经济腹地的永春、安溪和德化三县,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泉州的对外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就逐渐形成了以外贸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

 

二是长期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

 

唐末五代时期,战争使得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黄巢攻入广州的时候,外国人死亡12万,这让大量外商心存顾虑。临近的明州(今宁波)港口也没能免于兵连祸结,南宋初年,金兵入浙,所到之地燔灭一空。


2021年7月25日,在福建泉州府文庙,泉州市提线木偶传承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表演提线木偶技艺。图|新华社

    

而动乱年代的泉州不仅从来未遭受过兵祸,在五代时期,割据福建的军阀实行“保境安民,发展生产”的方针,“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吏民悦服”,发船到海外经商成为官府的财政来源。

 

三是南宋定都临安使泉州港靠近政治中心。

 

南宋时期,由于靠近政治中心临安,泉州的舶货运输远比广州便利。当时从广州到临安需要半年时间,而泉州所费时间只需三个月。交通的便利可以减少舶货运输的损耗,这也是南宋统治者格外注重扶持泉州的原因之一。

 

四是由于阿拉伯海上势力的兴起,中国的东南沿海到东南亚、印度、波斯湾、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形成了一个联动的贸易圈。

 

海外贸易在东南亚需要一个大的港口,而港口的位置恰好在泉州地区得到了平衡和统一,“国内的南宋朝廷和江浙地区以及日本共同要求港口北移;而处在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方向上的阿拉伯和南海诸国则要求港口南移,最后只能选择一个对双方都比较近便的港口,恰好处于南宋海岸线中点的泉州港应运而生”。

 

北宋时舶司的建立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是体现海洋贸易管理保障的代表性要素。泉州市舶司设立以后,政府和海外贸易市场之间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关系。市舶司的主要任务是关税的执行和监督,承担着从商人当中收取关税、征收贡品的责任。

 

南宋绍兴年间,泉州市舶已经和广州市舶平分秋色,年收入为一百万缗左右。到了宋末元初,由于受战乱影响较小,泉州一举超过广州,成为了东方第一大港。

 

南宋嘉定年间,在泉州市舶司任职的赵汝适,于《诸蕃志》中记载的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海外国家竟达到了58个之多。

 

此外,泉州城周边,依托晋江水系,还形成了以海港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体系,建有著名的洛阳桥、安平桥,有力支撑了古代海港贸易经济的发展。


3

元代

海洋野心



 

当青年汪大渊站在泉州港码头时,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商人,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的奇珍异货,以及人声鼎沸的喧闹和嘈杂,无不震撼着这个年轻人的视觉和听觉。


泉州集装箱港石狮石湖港。图|新华社

   

元文宗至顺元年冬春之交,20岁的汪大渊搭乘商船队,顺着中国古人所说的“清明风”扬帆出海了。之后的27年,他两次从泉州出发,周游世界90多个古国和地区,最终著成《岛夷志略》。

 

探险家的壮举自然离不开元代造船技术的提高。“巨艘大舶帆交蛮夷中”中的巨艘承载了元代统治者征服海洋的野心,哪怕他们出身草原。

 

元代的海船不仅更大,数量也更多。

 

据史料记载,元代的海船大都以松木为材料,船底二或三层。普通的海船有四桅,也有五桅或六桅的。每船分隔成十余舱或数十舱。舵杆普遍使用铁梨木,所造的船只坚固耐用。此外,元代的海船还分三等,最大的称之为舰,张三帆至十二帆,可载一千人。

 

元代所造海船,其坚固性、稳定性、适航性,特别是水密隔舱的安全设施等,在当时都具有先进水平。同时,泉州的海商等所掌握的海外诸国或地区的航道水情,较宋朝更为详细。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马可•波罗奉忽必烈之命,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让泉州备船4桅12帆13艘,从泉州启航,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记载泉州船用牵星术定位,并有北极星高度的记录。

 

元朝在海上追剿南宋势力中积累了强大的海上力量,并最终在海上灭亡南宋。但元代的海洋实力表现主要并非在军事力量,而是经济贸易上的地位。

 

元代海外贸易的繁荣,主要体现在商品和海上贸易范围两个方面。

 

先说商品。

 

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是元代泉州港崛起的重要物质条件。泉州的丝织品和瓷器名扬海内外,在泉州生产的“刺桐缎”比杭州、北京所织造的更优良,畅销国内外市场。根据《岛夷志略》的记载,仅泉州港外销到国外的商品种类就多达一百种,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为主。泉州港从国外进口的各类商品也多达近百种,大体可分为三类:香料类、珠宝类和食品杂货类。

 

一时间,港口聚满船舶,火把彻夜长明,瓷器、丝绸、茶叶等货物被运上船,销往世界各地,又拉回满满的外国香料、象牙、人参。

 

再说范围。

 

泉州港的海外联系延伸得更远了,西线到达了旧大陆的最南端,北非的摩洛哥和欧洲大陆。东南线从菲律宾群岛延伸到了摩鹿加群岛和印尼东部其他岛屿。东北线的日本、高丽,和宋朝一样与泉州进行着频繁的贸易。除了《诸蕃志》中的58个国家和地区外,又增加了现在越南、泰国等10余个国家40多个地方,总共达到了98个国家和地区。

 

对于元代统治者,泉州地理位置有着非凡的意义。当时从海路凡出入中国,都以刺桐港为起止点,凡计算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距离,都以刺桐港为标准。朝廷出征日本、安南等地,都从古刺桐港出发。而对于海洋的关注,海洋也回馈了元朝政府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

 

马可·波罗说:“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亲见停在港中的大舶百艘,小船多得无法计数,“其言为世界第一商港”。

 

历史悠久的世界海洋贸易,在10至14世纪迎来了又一次异彩纷呈的繁荣期,形成了大航海时代前的“首个世界体系”。身处这一体系中的泉州,是其中的佼佼者。

 

4

明清

失去光泽




“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背后,是国家和地方对海洋贸易发展的重视,是强大的制度保障、生产基地、运输网络与多元社群共同作用的结果。

 

元末战乱,泉州的政治、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摧残。但真正让泉州失去光泽的,还是明清两代封建王朝对海外贸易采取的“闭关主义”。

 

明初,为了孤立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元朝残余势力,严禁沿海居民的海外来往,洪武十七年和二十三年,禁止民间使用外国香料以及其它舶来品,现存者限期三个月内销毁。

 

明成祖又下令,禁止民间打造海船,原有海船一律砍断桅杆,改成平头船只。

 

“片板不许下海,粒米不许越疆”,后来宣宗、代宗、英宗时期又下令“不许私造大船”。

 

一时间,泉州对外贸易大受打击。

 

直到明穆宗时期,明朝政府“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一政策虽然有效促进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相互衔接。但“隆庆开海”的最终地点,选在了“僻如海隅,俗如化外”的漳州海澄月港。

 

其实,明朝政府之所以在月港开海禁,其基本出发点,在于“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就是说,通过有限的开放,更好地贯彻“海禁”政策。

 

清廷海关在借鉴前代市舶司制度和月港督饷馆制度的基础上,国内外贸易政策更加严格。加上海关人员陋习频频,比如泉州海关税口就要收“规礼”(一种附加税收)。早期规礼还只是海关人员私自征收的陋规银,但到了从雍正年间规礼要如数归公,这等于政策上肯定了陋习。

 

中国海商一只大船进口就得交1200两银子,还需付出办理县照和部牌的费用,其负担可想而知。

 

除了政策,泉州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

 

泉州主要有两条河流,即位于东南的晋江和东北的洛阳江。随着宋、元、明时期的矿产开采,大面积开荒及乱砍滥伐等现象,晋江两岸的植被遭到了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每年都有大量的泥沙流向下游。

 

晋江不断淤积,使舶船的停泊地点不断外移。宋代时市舶司位于泉州古城罗城的镇南门外、翼城的南熏门内,到了明朝泊船之地移至南门外的车桥澳和天后宫一带。清朝泊船地点又移至蚶江。

 

与宋元时期泉州港江的阔水深相比,此时的江道变浅,大船难以停泊,泉州沦为地方性港口。

 

泉州港最终衰落下去了,这一沉睡就是百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自动开放一批对外通商港口,其中没有泉州,可见当时泉州港的地位之弱。

 

1964年,泉州港货物吞吐量仅有53.8万吨,1977年这个数字下降到40.2万吨,在1978年8月之前,泉州港甚至没有正式码头。当年建成的后渚港区浮码头泊位也仅有2个,吨位只有500吨级。

 

1979年以前,泉州只有几家县级对外贸易公司,负责收购货源,提供给省级和厦门进出口公司做出口,根本谈不上对外贸易。

 

泉州,该何去何从?


5

现代,再出发




改革开放以后,新的历史机遇,让海防前线的泉州再次焕发光彩。

 

1979年,泉州后渚港被批准为外贸物资起运点,通航香港;

 

1983年1月,泉州正式恢复对外籍船舶开放,成为国务院批准的全国24个对外开放港口之一,从那一天起,外籍轮船可以出入泉州港,世界各地货物可通过泉州港往来。

 

1990年,泉州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百万吨,1997年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2013年,“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提出。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三大始发港之一和福建重要港口,核心区实施方案中把泉州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


福建泉州石湖港。图|视觉中国

   

新时期,泉州将如何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这又将给泉州的发展带来怎么样的机遇?

 

一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

 

泉州是外贸型经济,但是更多的是对外出口,进口贸易较少。2017年,占据泉州出口总值64%的纺织品、服装、家具、箱包、鞋类、塑料制品、玩具等七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年出口额669.9亿元,同比下降1.1%,但出口机电产品实现7.8%的增长,货值141.9亿元,占同期出口总值的13.6%。

 

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泉州要以结构调整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工信部正式批复泉州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积极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目前,泉州已经初步锁定“泉州制造2025”规划三大重点:智能制造,质量品牌提升和服务型制造。

 

二是改善港口的基础设施。

 

经过多年发展,泉州市共有5个港区17个作业区(点),已建成投产码头泊位93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25个,基本形成了大中小码头泊位优势互补、配套设施比较完善、分工比较明确的码头群体。2019年时,石湖作业区有5个码头泊位,总长度达1325米,比1998年1号泊位的200米增长5倍多。

 

三是集装箱运输得到发展。

 

集装箱的便捷性使得它在港口进出口贸易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是港口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带动港口开放,优化产业布局、推动经济转型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012年,泉州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69.7万标箱,但是对照国内其他大港突破百万标箱后的发展轨迹,泉州港集装箱发展不乐观。

 

2019年,《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泉州港口集装箱运输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把泉州港口发展成为以内贸集装箱、大宗货物运输为主,拓展近洋集装箱外贸航线,对台客货运输优势突出的现代化综合性港口。到港船舶运力将朝大型化、集装箱化、专业化发展,计划新开辟外贸集装箱运输航线3条,形成泉州与东南亚主要沿海国家的航线网络覆盖。

 

四是提升对外服务能力,促进港口与国际接轨,提升开放水平。

 

目前,泉州的航线遍及世界各地,与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毛里求斯等30多个国家通航,拥有52条集装箱班轮航线。

 

2019年,泉州进出口贸易总值达2111.80亿元,同比增长13.9%。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增势良好,进出口贸易1053.55亿元,同比增长达24.6%。

 

2020年,泉州全市实现外贸出口1503.6亿元,同比增长3.4%。也是在这一年,泉州市全年的GDP突破1万亿元,达到了10158.66亿元,连续22年位居福建省首位。

 

在历史的漫长岁月中,泉州曾经扬帆万国,多种文明在这里交流碰撞,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美美与共,也有过荒凉萧索的落寞。

 

如今,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泉州以史为鉴,尊重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格局,坚持多极化的世界发展趋势,反对唯我独尊、一家坐大的单极化思维,是时势之所趋、也是历史的必然。

 

泉州,必将继往开来,再次扬帆。

  

参考资料:

1.祝贺!泉州申遗成功!丨人民日报,2021-09-25

2.论宋元时期泉州港的兴起与衰落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9-06-21

3.试析国策收放与泉州港的兴衰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7期

4.新时期泉州港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分析及建议丨现代商业

5.泉州申遗二十年丨中国新闻周刊,2021-07-26

6.世遗“泉州”:活着的古城|新华影像丨新华每日电讯,2021-07-26

7.泉州系列遗产整体价值及要素构成研究丨《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1年第3期

8.魔幻刺桐:一座宋代城市的“现代病”丨羊城派,2021-05-26

9.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丨《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

10.空前繁荣的元代航海与海外贸易丨中国水运报,2019-10-10

11.基于产业集群的泉州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丨2017-12-16

12.姜波:泉州申遗成功,何以提出“刺桐和平精神”?丨中国新闻社,2021-07-28

13.70年数次“蝶变”焕生机泉州港:继往开来再扬帆丨闽南网,2019-09-25

14.“一带一路”给泉州带来什么机遇?泉州企业应积极配置全球资源丨泉州网,2018-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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