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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印度人登上火车,大逃亡拉开序幕!27年前的疯狂还历历在目……

2021-11-17 12:30


新冠肺炎疫霾未消,印度又暴发了新的疫情——近期印度登革热病例成堆,形势数年来最严重。据印度媒体当地时间11月3日报道,印度卫生部的报告显示,印度今年已经累计报告了116991例登革热病例。


登革热是登革病毒经蚊媒传播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典型症状包括发烧、关节痛等,严重时可致死。印度德里Ganga Ram医院的一名高级医生告诉媒体:“德里的登革热疫情比过去两三年要严重得多,死亡率也在上升。”


2021年11月6日报道,印度新德里,随着印度首都新德里登革热病例激增,市政公司进行环境消毒。图|IC photo


近期印度的排灯节上,因为家家户户都开始点燃蜡烛和油灯,加上出现很多燃烧和爆炸现象,到处都飘散着迷雾和灰尘,而集会又给新冠病毒的传播带来了机会。印度高级顾问普贾·科斯拉博士指出:“排灯节前后(以及冬季的来临),当我们预计病例会减少时,病例反而出现了增加。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对新冠疫情封锁的解除,人们开始恢复正常生活,人们太放松了,没有遵循预防措施。”


2021年10月26日,印度新德里,登革热疫情严峻,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图|澎湃影像


疫情叠加之下,印度的公共卫生问题也着实堪忧。据报道,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恒河支流亚穆纳河河面,近日被大量的白色有毒泡沫覆盖,有印度教信徒聚集于此,庆祝宗教节日,有些信徒甚至在被有毒泡沫覆盖的河水中沐浴。


抗疫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但凡有任何一个国家拖后腿,这场疫情的交锋都会往后不断地延续。事实上早在27年前,印度国内就有有识之士振臂高呼,“让我们的国家吸取些教训吧!”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二十多年前那场让印度付出惨痛代价的瘟疫。

  

文丨劳丽·加勒特

翻译丨张帆、赵观音、赵婵娟、颜时娇、陈娇

编辑丨王乙雯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失信: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21年6月出版,原标题为《污秽和衰变:肺鼠疫在印度暴发及全球应对不力》,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993年9月30日,马哈拉施特拉邦东部城市拉图尔曾发生了6.4级的地震,这个震级虽然不足以掀翻洛杉矶那些建得很好的高速公路立交桥,但足以夷平比德和奥斯马纳巴德地区的泥砖房屋,况且地震发生时,村民们正在睡觉,成千上万的房屋被夷为平地。拉图尔周围有大约1万个村庄被毁,100万所房屋倒塌,1万多人就此丧命。


1993年9月30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东部城市拉图尔发生里氏6.4级地震。图|新华社  

  

接下来的几天里,高达5级的余震撼动了奥斯马纳巴德和比德地区,导致大批幸存者选择逃离。比德的农民把食物锁在地震中幸存下来的建筑物里,才安心离开。

 

1994年8月26日,来自比德附近马马拉村的矢下朗格回到了他在地震中被毁的家。他打开密封了几个月的大门,这个地方是他在11个月前,逃离地震之前匆忙放置收获谷物的储藏室。他一进门便被一团黑跳蚤压垮了,它们似乎迫不及待地从破旧的储藏室里跳出来,咬着他的每一寸肌肤。在他的脚下,到处都是黑色的老鼠,密密麻麻的硕鼠靠储存的粮食维生。

 

一周内,这个马马拉人的经历在一个又一个村庄重复上演。


1

鼠疫重来




20世纪80年代,在确信鼠疫耶尔森菌已经从印度消失后的30多年来,印度没有再出现过鼠疫病例。印度政府一个接一个地关闭了他们的鼠疫监测站,停止寻找病例,最终甚至停止了对老鼠和跳蚤的抽检。


携带瘟疫的跳蚤会进攻任何温血动物,老鼠是其主要的攻击目标。

  

【注:鼠疫耶尔森菌是一种细菌,它可以在休眠状态下在土壤中存活很长一段时间。随着监测项目的取消,印度官方监测鼠疫的能力逐渐丧失。1966年卡纳塔克邦官方报道了最后一例人感染耶尔森菌病例,随后,1987年马哈拉施特拉邦取消了鼠疫公共卫生项目。】

 

这种细菌还可以隐藏在跳蚤的肠道内,它们对跳蚤无害,悄悄繁殖,并将其后代传给跳蚤的下一代。

 

但当条件变化时,触发了细菌DNA里的一种信号基因,这种名为hms(关于血红素存储)的基因开启,导致蛋白质分泌,基本上把鼠疫杆菌群从跳蚤肠道的有益共生菌变成了入侵昆虫前肠的超级危险菌群。菌群阻碍了食物的移动,跳蚤们就会开始变得饥饿。

 

饥饿下的跳蚤只能改变它们的饮食习惯,变得很疯狂、更有攻击性,可能会进攻任何温血动物,靠吸取血液为生。老鼠,尤其是黑鼠,是主要的攻击目标。而老鼠身上的跳蚤被皮毛保护,活动能力很强,寄生在这种四处乱窜的啮齿动物身上,不需要消耗任何能量。

 

当人类接近老鼠时,携带瘟疫的跳蚤能够跳跃的距离比它们自身的长度要远几个数量级,它们可以落在人的皮肤上直接享用37℃的鲜血。

 

鼠疫耶尔森菌有大量的特殊基因——至少有20个——它们赋予了这种生物对人类和其他动物细胞的独特能力。一旦耶尔森菌接触到人类细胞,这些基因就会启动,产生一系列致命的化学物质。

 

如果耶尔森菌侵入人类的皮肤细胞和淋巴系统,就会导致淋巴腺鼠疫。随着耶尔森菌菌落的生长,淋巴结会肿大,通常会肿得特别大,皮肤上会长出畸形的脓包,渗出黄色黏稠的液体。

 

1994年9月14日,印度联邦卫生部秘书达亚尔证实,该区马马拉村确诊4例淋巴腺鼠疫。两天后,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局宣布,马马拉村10%的人患上了淋巴腺鼠疫,印度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实验室报告,证实比德地区的这种病是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

 

如果在60年前,即使是少数的腺鼠疫病例也会在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引发大规模恐慌,但1994年不至于如此。毕竟,用最便宜、最简单的抗生素:四环素和强力霉素(多西环素)就能击败耶尔森菌。如果在疾病的最初阶段使用,或仅仅在怀疑接触了受感染的跳蚤之后使用,这些药物通常是100%有效的。

 

然而,一旦病情进展,治疗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耶尔森菌会进入血液,引起败血症,破坏心脏和肝脏。它也可以在肺里繁殖,导致肺鼠疫。这是耶尔森菌病最具传染性和危险性的一种形式,因为一旦耶尔森菌寄生在人的肺部,就不再需要啮齿动物或跳蚤来传播,随着宿主一次次的呼吸和咳嗽,飞沫微粒足以使细菌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

 

由于未经治疗或处理不当,这次的耶尔森菌病轻而易举地夺走了50%感染者的生命。因此,在20世纪末,这场不那么容易控制的肺鼠疫后来蔓延成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阻止的一场淋巴腺鼠疫的暴发。

 

2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迅速消失



 

事实上,无论耶尔森菌出现在哪里,印度都会遇到类似危机,因为该国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已经超出了负荷。在经济增长破纪录的时期,印度大幅削减公共卫生支出,将责任从联邦政府转移到邦一级,似乎对人民健康的所有需求都置之不理。到1992年,包括医疗服务在内的国家公共卫生支出仅占国家预算的0.04%,还不到十年前的1/10。


印度孟买的一处贫民窟没有正规的排污或供水系统,房屋是简陋的单间,甚至是帐篷。

   

面对如此糟糕的情况,1992年至1993年的印度国家预算中,公共支出仍然减少了20%。几乎没有地方政府通过增加地方公共卫生支出来补偿国家公共卫生预算的短板,没有一个邦的支出增长超过5%。

 

据估计,1994年印度人口为9亿至9.5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10美元,印度经济的每一个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非洲、东欧或美洲大多数国家。

 

这种繁荣景象在印度西南部地区尤为明显,在那里,贸易管制的松绑激发了创业者的热情。例如,孟买迅速成为印度资本主义的核心。在它的北部,苏拉特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

 

从1971年到1991年,苏拉特的人口惊人地增长了151.61%,其中大部分是贫困的移民工人,他们在产值6亿美元的纺织业或产值10亿美元的钻石行业辛勤劳作。随着人口的增长,可怕的贫民窟数量也从20世纪60年代的90个增加到1994年的300个,居住着大约45万人。这些贫民窟没有正规的排污或供水系统;房屋是简陋的单间,甚至是帐篷;疟疾和肝炎盛行;而且,即使印度有一些基本的劳动和安全法规,也没有人在威德路沿线的这些企业中强制执行。

 

然而,吸引苏拉特实业家的恰恰是其政府的软弱,缺乏健康和卫生执法意识、没有竞争意识和热情、没有技能的劳动力,以及几乎免税的营商环境。

 

“也许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孟买保守的《商业标准》写道,“这种流行病袭击了这个国家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更重要的是,古吉拉特邦政府已经走出了一条更适应企业的道路,反过来也能够从快速工业化中获益,而这与印度其他地区的情况不同。但不知何故,人们忽略了对良好市政服务的需要。那些忙于赚钱的商人很少关心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或基本的生活质量,比如没有垃圾、蚊子、苍蝇、跳蚤和老鼠的生活。当流行病来袭时,他们就最先开着自己的豪华轿车跑掉了。”

 

实际上,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优先解决事项进行排序。1992年,印度的军费开支是医疗费用的20倍。十年来,印度秘密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耗资巨大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公共卫生部门是所有主要支出类别中排名最低的。

 

1994年,将近1/4的印度儿童没有完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推荐的疫苗接种,婴儿死亡率是欧美的10倍多,平均期望寿命是59岁,年出生死亡比约为3:1,使得这个国家的人口爆炸情况持续到了21世纪。

 

与此同时,印度渴望迅速走向自由的市场经济,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许多部门被私有化。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超过75%的医疗服务由个体医生提供,基本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正在迅速消失。

 

印度卫生独立医疗委员会主席阿洛克·穆科帕德哈耶说:“我们没有向前迈进,迎接新的卫生挑战,相反,我们正在倒退。”他注意到印度的公共卫生处于一种“渐进但必然衰退”的状态。

 

一项调查显示,拉图尔鼠的数量增加了20倍,在奥斯马纳巴德也发现了类似的啮齿动物数量激增。通过对当地档案的梳理发现,有人在8月5日就提交了第一个关于跳蚤泛滥的投诉,但没有得到重视,而第一个人感染鼠疫病例发生在8月26日。

 

更令人不安的是向媒体公布的国家鼠疫数据:尽管印度在1966年至1988年间没有发现人感染鼠疫病例,但耶尔森菌在1989年卷土重来,出现了3例人感染鼠疫病例,1991年有50例,1992年全国有135例。

 

基于印度有鼠疫的历史,病例上升趋势被忽视似乎是一个重大失误。


3

像野火一样蔓延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暴发疫情之际,官员们继续淡化事情的严重性,向媒体宣告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只有一个关键人物的头脑保持着清醒,他就是远在班加罗尔的鼠疫监测中心的萨玛勒·比斯瓦斯博士。他在调查了马哈拉施特拉邦比德地区的情况后说道:“那里的条件非常容易引发肺鼠疫的流行。”然而他的警告被忽略了。

 

彼时,马哈拉施特拉邦的6个地区已经确诊了317例腺鼠疫病例。尽管包括印度卫生部部长尚卡拉纳德在内的官员们仍然坚持认为“没有必要担心”,但孟买的报纸却开始指责马哈拉施特拉邦沙拉德·帕瓦尔省长领导下的政府疏于管理。

 

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萨伦克坚持声称:“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不要担心。这不是中世纪,我们有琳琅满目的抗生素,我们有农药,我们有监测。我向你保证,马哈拉施特拉邦不会有一个人死亡,不会的。”

 

但是鼠疫已经蔓延开来,并正在悄悄地席卷西北600千米外的苏拉特,造成致命的影响。


肮脏的苏拉特在1994年的强降雨中摇摇欲坠。连续87天的大雨倾盆而下,降雨量达到了205.7厘米。塔普提河暴涨,洪水越过河岸,淹没了城市里的贫民区。臭气熏天的威德路边,是苏拉特最恶劣的贫民窟,塔普提河的洪水涨势凶猛,8月底淹到了屋顶。

 

成千上万的苏拉特人在8月初逃离,在城市里没被水淹的地区寻找住处。当时,常常能看到十来个人挤在只能容纳四个人居住的小屋里,或者看到农民工睡在他们白天辛勤劳作的织布机和钻石抛光机之间的地板上。

 

即使在旱季,威德路的路况也是非常糟糕的。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挤在房间里住着,150个人共用一个厕所,下水道是露天的,臭气熏天。

 

9月10日雨停了,塔普提河的水退到河堤以下,苏拉特的泥土在9月15日开始变干。

 

按照习俗,9月18日是人们欢度象神节的日子。平时分散的民众在节日当天的游行中聚集起来,他们高举着象神、象神的四臂和象鼻向群众挥手。

 

【注:象神甘尼什是穷人和弱势群体最崇拜的英雄之一。传说甘尼什幼年与母亲失散多年,几经周折终于与母亲团聚,不禁上前拥抱亲吻她,被继父看到产生了误解,继父勃然大怒,抓起剑,砍下了甘尼什的头。“你做了什么!”母亲叫道,“你杀了我的儿子!”羞愧难当的继父疯狂地寻找让甘尼什起死回生的方法。他看到一头路过的大象,砍下了它的头,把它放在了甘尼什的脖子上。从此,甘尼什成为最伟大的印度神之一,象征着欢乐、财富和对贫苦大众的悲悯。】

 

游行人群中有个鼠疫携带者,他的感染没有被治愈,细菌进入了他的肺部,他一边庆祝一边咳嗽。结果可想而知。

 

3天后,司仪普拉迪普·古普塔和他的工作人员一行7人由于发烧伴肺炎症状在苏拉特市立医院急诊室向医生寻求帮助。疲惫不堪的古普塔回忆道,“两个已经死了。他们都患有双侧肺炎,痰中有血。而且他们的病史很短——肯定不到4天。随后其他人陆陆续续被收治。”

 

“我在9月20日确诊了第1个病例”,帕玛尔医生回忆说,“这名病人因疟疾突然发作而入院。我给病人做了X光检查,结果显示是双侧肺炎。在比德地区报告了一些腺鼠疫病例,病人的症状在6小时内进展迅速,他痰中有血,很快出现呼吸衰竭,并发双侧肺炎,所以我们怀疑是肺鼠疫。”

 

帕玛尔把他们的新上司,最近被任命为市立医院医疗主管的迪沙·沙阿逼到了墙角。这个常年浸淫在权力旋涡的中年人不敢怠慢,想亲眼看看实验室的检查结果。在显微镜下检查了病人的涂片样本后,他说:“是的,看起来像肺鼠疫。”

 

“太令人惊讶了,”沙阿告诉他的员工,“没有通过老鼠,而是直接以肺炎的形式在这个城市里传播的。”

 

“天哪,也许,”他打了个冷战,继续说,“耶尔森菌已经变异了。”

 

帕玛尔教授还对苏拉特此次疫情中出现的反常现象表示担忧。他告诉沙阿,如果没有该市137名私人医生的帮助,“这场疫情将像野火一样蔓延。这是黑死病。”

 

这些公立医院的医生得到了古吉拉特邦卫生厅厅长苏巴什•谢拉德的全力支持,他们尽最大努力镇定地传播疫情暴发的消息,希望从古吉拉特邦的私人医生那里寻求帮助。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们措手不及。

 

4

全民大逃亡



 

私人医生们惊慌失措。80%的人逃离城市,关闭诊所和医院,抛弃病人。那些医生眼里的恐惧被民众看到了,底层老百姓中迅速流传出即将有一场灭顶之灾的流言。苏拉特的中产阶级则小心翼翼地收拾行囊,溜出了城。


1994年10月1日,一位英国海关检疫官员手持消毒喷雾器,对孟买抵达希思罗机场的印度航空公司班机进行检查消毒,以防止其带入鼠疫病菌。

  

随后,9月22日,苏拉特和孟买的报纸打出了醒目的头条标题:“苏拉特热!”孟买报纸上一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该市一位私人医生马亨德拉·甘地已经证实45人死亡,并表示死亡人数可能超过80人。”在印度广受欢迎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回应了这些报道,称苏拉特暴发了一场神秘且致命的传染病。

 

全民大逃亡拉开了序幕。

 

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这则消息后的半天时间里,预计有10万印度人登上火车,前往印度内陆的任何其他地方。苏拉特就业率高,吸引了远至孟加拉国、泰米尔纳德邦、德里、北方邦、旁遮普甚至尼泊尔的工人。现在他们匆忙逃回家园,可能还携带着可传染的病菌。

 

孟买陷入了疯狂。大部分苏拉特人都逃到了这座印度南部的阿拉伯海大都市,当地的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充斥着死老鼠和城里居民的传言。

 

错误的信息、政府的搪塞和媒体的狂热传播比比皆是,以至于从喜马拉雅山到果阿岛的印度人几乎都相信瘟疫就在他们中间。与狂热的传言相比,后来的现实令人失望地平淡无奇,大多数病人都躺在苏拉特的市立医院里,至少一开始还是这样。

 

但是印度联邦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减缓苏拉特的人口撤离,也没有向陷入困境的市立医院医务人员提供任何具体的援助。在孟买那头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同样缺乏明确的战略对策。成群结队的苏拉特人从孟买的几个火车站涌出,很快就消失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大都市的郊区和贫民窟里。

 

印度独特的医学人文背景进一步助长了民众歇斯底里的恐慌情绪。印度有阿育吠陀印度草药、顺势疗法、瑜伽及许多其他的传统医学,它们的本质通常是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待人体及其疾病。

 

1994年,在西医的对抗疗法下,四环素可以很容易治疗鼠疫,但这类抗生素在阿育吠陀或其他古老的印度疗法中几乎或根本用不到。

 

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悬壶济世”,宣称自己是医生,因而这个国家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只是一群令人难以信服的怪人和利用他人的江湖骗子的混合体。在印度,超过75%的医疗服务是由“私人医生”提供的,其中大多数人缺乏诊治的严格培训,他们很可能会为患者提供在西医盛行国家被视为非法的治疗。

 

当时的印度卫生部部长尚卡拉纳德自己也并非医生,而是一位商人,他在担任石油部部长期间曾因处理公共资金不当而被指控。转到卫生部继任后,他和卫生部的前任部长都支持一种新的医学模式:每天用自己的尿液来治疗癌症或艾滋病。

 

事实证明,真实与虚幻、准确与夸大之间的信息分裂,在随后几天里给印度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世界卫生组织称印度的疫情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在德里,官员们认为,只要瘟疫仍局限在偏远的比德和苏拉特市,这种激烈的国际反应就能被阻止。

 

但,偏偏不这么走运。德里和巴罗达出现了疑似鼠疫病例。边远地区的10个邦相继宣布,他们都发现了疑似鼠疫病例。

 

灾难性的后果便是:彻底的经济崩溃。9月28日,海湾国家(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曼和阿联酋)禁止所有来自印度的航班、货物和公民入境。孟买股市暴跌,经历了自1989年拉吉夫•甘地遇刺事件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两天之内,其他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主要的游客来源国都关闭了与印度的所有联系。

 

欧洲和北美仍然保持着与印度的贸易和人员往来,但乘客被要求接受体检。在华盛顿,这场瘟疫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和舆论热度。虽然美国国务院多次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人们仍然担心鼠疫携带者可能会隐藏在城市中心得不到治疗,从而引发这种可治愈传染病在美国的暴发。

 

10月,整个印度突然进入了高度紧张的卫生应急状态。抓老鼠、清洗街道、集中焚烧垃圾,到处散发出呛人口鼻的腐臭味,弥漫着雾霾。在新德里,有人在圣雄甘地的巨型雕像的嘴巴上戴了一个巨大的外科口罩。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塔那镇,一名惊恐万状的男子指责那些从古吉拉特邦来到他所在村庄的人是瘟疫的携带者,10月2日晚上他甚至谋杀了这3个来访者,其中最年轻的是一个年仅7岁的女孩。

 

“不论是在印度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处在恐慌崩溃的边缘,”《印度时报》甚至抱怨道,“反而我们的国家和国家领导人似乎都很淡定。难道不应该反过来吗?坦率地说:印度的未来岌岌可危。”

 

5

疫情到底由什么引起的?




10月2日,新德里联邦官员公布了令人震惊的最新鼠疫病例数据:据称,全国共有4059例,其中古吉拉特邦1297例,马哈拉施特拉邦2105例。

 

随后,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口诛笔伐爆发了,印度一些顶尖的生物学家和医生相互对立,加剧了积怨已深的相互怀疑和仇恨。


首先,印度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储存着来自该国鼠疫疑似病人的生物样本。但是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也有部分生物样本。两所研究机构在一场看似奇怪的地盘争夺战中陷入了尴尬。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拿到的是在德里发现的疑似病例生物样本,并拒绝与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共享这些血液及唾液样本,理由是这些珍贵的样本应该被保管在该所的实验室里,如果需要,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的微生物学家应该前往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做研究,而非要求把样本运去他们那儿。

 

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坚持认为自己才应该是所有耶尔森菌样品的存储中心。同时这种不合时宜的自大还导致该所拒绝了美国疾控中心、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以及乌克兰敖德萨的鼠疫实验室提供的技术援助。

 

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临时设立了一个鼠疫实验室,建在一座旧煤渣砌块建筑的顶楼上。杰恩博士和一组流行病学家努力从全国各个角落蜂拥而至的鼠疫病例报告中追踪线索。卫生部官员每小时都会向杰恩抛出一个关键问题:“这是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疫情吗?所有这些全国范围内的疾病都是由鼠疫引起的吗?”

 

当德里传染病医院和苏拉特市立医院的工作人员十分肯定他们手上有实验室确诊的耶尔森菌感染病例时,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却犹豫不决,他们无法提供确切的流行病学或实验室证据。在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他们仍然抓着样本不放,也无法解决这一争议。

 

在苏拉特,4名私人医生于10月1日宣布,这种流行病是由“汉坦病毒”引起的,有时也被称为“汉塔病毒”,是一种通常在啮齿类动物间传播的病原体。后来这4位关键人物(比平·德赛、苏迪尔·玛法迪亚、纳内什·帕里赫和巴望·米斯崔)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汉坦病毒”理论,因为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这些病人在接受抗生素治疗后恢复了健康,而抗生素只对细菌有效。10月6日,这伙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不是鼠疫,是类鼻疽。

 

【注:类鼻疽是一种在印度内陆罕见的疾病,更常见于东南亚地区。细菌通常通过接触受污染的水经由皮肤伤口传播。即使在东南亚,也没有关于类鼻疽流行的报道。这种微生物从未被发现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大多数假单胞菌携带者从未发病,而是成了这种通常无害细菌的终生携带者。

 

因此,在遭受地震破坏的农村地区,30%的居民的淋巴结里都有这种微生物,这似乎并不奇怪。但从已知的人类类鼻疽病例来看,如果超过10%的农村人口因暴露于这种病原体而出现类似腺鼠疫的急性症状,那将是医学奇闻了。】

 

另一群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普纳的医学院医生说,他们所称的淋巴腺鼠疫病例实际上是由伯克霍尔德菌引起的,这种细菌很少会让本来健康的人生病。

 

在更深入地研究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最初提出伯克霍尔德菌是罪魁祸首的普纳地区的医生们改变了他们的猜想,这些医生支持假单胞菌才是这场疫情的病原体的观点。他们声称已经从30%被诊断为腺鼠疫的病人的淋巴结中培养出了导致类鼻疽的细菌。

 

这场斗争在医学上和政治上都利害攸关。如果这些批评和猜测是正确的,那么苏拉特的医生——政府雇员——就犯了可耻的错误,给国家带来了耻辱和经济损失。如果这些批评是不正确的,那么联邦政府就可以宣称自己在提醒全世界注意这种流行病方面做得很好,并摆脱政府在应对疫情时由于公共卫生失败所遭受的指责。

 

无论发生哪种情况,市立医院的医生们都在忙着与疫情做斗争,无暇反驳,加之在政府等级体系中地位太低——以至于他们不能有效地介入这场争论。德里的科学家们似乎无法变出令人信服的数据,就无法迅速将这场争论扼杀在萌芽状态。

 

“我希望这些所谓的资深科学家能有时间和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实验室谈谈,”卫生部秘书达亚尔恼怒地说。“在比德,这无疑是一场鼠疫。我们在患者血清中发现了抗体。毫无疑问,这是腺鼠疫——症状很明显。我们已经培养了血液样本!我们已经分离出了细菌!的确,分子流行病学还没有研究出来。但是结合所有现有证据——痰液、血液、高滴度、抗体反应——我们强烈认为这就是鼠疫杆菌。”

 

但是,除了政府的声明,印度老百姓几乎什么都愿意相信。

 

6

阴谋论四起




在孟买,街头巷尾开始流传巴基斯坦的阴谋论。“看看谁是第一个呼吁抵制印度的人,”他们会意地告诉来访者,“巴基斯坦!没有瘟疫。这都是巴基斯坦用来搞垮我们经济的弥天大谎!”

 

相反,在加尔各答,老百姓谈论更多的是政府的掩盖行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鼠疫,但他们却瞒报!现在他们说这是别的东西引起的,一派胡言。”

 

随着这种不信任和猜测与日俱增,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的信誉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对印度采取惩罚性行动: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印度降落时,机舱里洒得到处都是杀虫剂;


*朝鲜拒绝给予曾停靠印度水域的任何国籍船只停泊权;


*苏丹将所有来自印度的旅客隔离监禁6天;


*乌克兰派武警将100名来自印度的乘客拦住,不让他们下飞机......

 

世界对这种完全可以预防和治愈的细菌性疾病表现得那么不理智,最大的威胁反而来自人类历史的集体记忆。印度国内的反应自然是混乱、矛盾和不充分的。然而,世界卫生组织直到10月7日才对印度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当天上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与印度政府随行人员飞往苏拉特,在市立医院视察病例,然后返回新德里召开新闻发布会。

 

中岛说着印度记者很难听懂的带有浓重日本口音的英语,批评苏拉特“所谓的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并补充,确实有大量的肺鼠疫病例。然后他又加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我想说,今天苏拉特确实发生了瘟疫。但如果你比较一下确诊病例的数量——192例——在一个有180万人口的城市里,我们不能说这是流行。因此我更愿意说苏拉特发生了鼠疫,而非鼠疫流行。”

 

关于国际社会对印度的抵制,中岛闪烁其词。他说,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政策不建议采取这样的行动,但《国际卫生条例》第7条规定,只有当疫情稳定时间达到病原体的平均潜伏期的2倍时,才能宣布疫情结束,鼠疫的潜伏期为12天。因此,印度的鼠疫流行疫情——尽管连他自己都拒绝承认这是流行——将正式持续到11月。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安·玛丽·金博尔博士估计,仅旅游业和贸易损失就高达13亿美元。但是,已发布的对印度疫情造成损失的估计数据中,没有一项考虑到苏拉特长达2周的纺织和钻石企业停工的损失、马哈拉施特拉邦农业生产的损失、抗生素的恐慌性购买支出,以及直接产生的医疗费用。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粗略估计接近20亿美元才似乎合理。

 

对于最终造成56人死亡,不到6500人感染,可被抗生素治愈的传染病而言,这样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在所有的鼠疫病区关闭、最后一只携带耶尔森菌的老鼠被消灭之后,印度仍在为其疫情付出着政治代价。这是政府对公共卫生不够重视酿成的后果。

 

由于缺乏快速、明确的证据证实鼠疫杆菌对有基础疾病患者和临终病人的感染力有多强,而且对两起独立的淋巴腺疾病和肺疾病暴发疫情也缺乏明确的流行病学解释,这就给了阴谋论、被害妄想症和反政府情绪等可乘之机。

 

虽然美国疾控中心最终被邀请对现存的苏拉特生物样本进行检测,并确认了耶尔森菌的存在,但大部分从9月份最初的病例中提取的痰和血液样本都被销毁了,原因是苏拉特或德里缺乏处理和冷藏设备。因此,无法将每个病例的症状与耶尔森菌感染的实验室证据相匹配。这就为那些带有阴谋论色彩、别有用心的解释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美国疾控中心对苏拉特的菌株进行了全基因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耶尔森菌菌株。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和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鼠疫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就在此次印度疫情准备盖棺定论之时,美国、法国和俄罗斯研究机构的聚合酶链反应(PCR)基因测序报告公布的结果又直接把矛头指向了美国。PCR测序结果显示,该菌株的毒力相对较低,并且含有一组独特的基因,这在鼠疫中是从未见过的。虽然这些基因的作用尚不清楚,但也不足以构成让人担忧的理由。俄罗斯方面的测序结果显示,该菌株对现有的各种抗生素高度敏感。

 

在上述报告发布的几天内,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被包围了,因为当地科学家和记者声称,苏拉特耶尔森菌神秘的基因片段可能是被人工植入的。他们说,这是基因工程的产物。

 

这个逻辑忽略了微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显然是漏洞百出的,但这并没有改变什么。阴谋论者坚持认为,只有美国政府拥有足够的技术来制造这种超级细菌。1995年的夏天,一些印度媒体声称,美国正在进行一项大规模的生物武器战计划。为了证明这项指控,他们指出当年美国国会拨出3亿美元用于生产防御性生物武器,如研发相关疫苗。

   

这场愈演愈烈的外交危机提醒人们关注一个对公共卫生来说至关重要且前所未见的问题:生物武器技术。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飞跃,使得恐怖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以之前无法想象的新形式出现成为可能。各国政府必须将自然发生的微生物事件与人为事件区分开来。

 

当鼠疫首次在苏拉特暴发时,印度媒体曾大声疾呼政府缺乏必要的公共卫生服务、卫生环境极差、缺乏对鼠疫的监测,以及政府反应迟缓。现在,随着全国大选的临近,拉奥在他自己的国会党内部也非常不受欢迎,很容易顺水推舟把矛头转向另一个国家。

 

但印度公共卫生当局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

 

“让我们的国家吸取些教训吧!第一个教训: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保证对人民健康有足够的投入。”雅各布·约翰博士说,“第二个教训:传染病是影响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因素。消息灵通的游客来印度前都会接种日本脑炎、甲型肝炎、伤寒和疟疾的疫苗;他们随身携带了治疗贾第虫病和霍乱的药物。有些人甚至会带几剂狂犬疫苗。难道我们希望这些富有的游客冒着健康风险来印度旅游吗?第三个教训:传染病必须通过实验室方法诊断,而不是通过政府法令。第四个教训:所有地区都应该有微生物实验室和微生物学家。第五个教训:应该持续监测疾病的发生和死亡,以便了解疾病的流行趋势。”

 

7

贫民窟和五星级家居之间

差了一个光年




引发民众对印度应对本次鼠疫疫情不力最广泛批评的是贫富悬殊问题,印度穷人的健康状况和医疗保健与国内一小撮富裕的高种姓精英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5岁以下儿童中有53%是低体重和生长迟缓,其中21%是严重的营养不良,显然老百姓基本的卫生需求没有得到保障。

 

也许最能清晰说明这个国家公共卫生薄弱的地方在于艾滋病疫情的暴发。世界银行认识到,印度具备迅速传播这种几乎100%致命的病毒所必需的一切社会条件,因此在1992年向印度提供了8400万美元,用于预防艾滋病。6年后,印度当局仍在盘算着该如何使用这笔钱,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确信,当时印度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已经超过了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的总和。到1999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确信有150多万印度人感染了艾滋病。

 

与鼠疫一样,在印度,艾滋病病毒主要在最贫困的民众中传播。批评人士指责说,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印度的公共卫生应对能力明显不足,无论是艾滋病还是鼠疫。

 

《柳叶刀》杂志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在印度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成为富人并染上瘟疫的机会,就像鼠蚤从贫民窟的栖息地跳到富人有远程电子保护的环境一样渺茫。”“贫民窟的环境和五星级的舒适家居之间相差了一个光年。”

 

英国的医学杂志将鼠疫列为一种贫困病,并得出结论:这种自然界的报复发生在印度——实际上是在整个地球——正在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时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报应?鼠疫的暴发意味着,穷人的存在非但没有被社会边缘化,反而突然冲击了富人的意识和生活。

 

1994年11月,孟买的报界用大量篇幅剖析马哈拉施特拉邦对比德和苏拉特疫情的反应,绘制出来的景象并不美丽。公共卫生官员被点名批评玩忽职守、愚蠢和懒惰。但印度媒体自身也很难脱罪,因为一些名声不太好的媒体肆意夸大了最初的鼠疫威胁,激起了全国的恐慌,几个月后,又大肆渲染了阴谋论。


与此同时,苏拉特可怜的妇女们,一只手抓着她们的纱丽,另一只手徒手在路边撒上白色的滴滴涕粉。在一片空地上,卡姆利什·帕特尔监管着另一组妇女,她们奉命将裸露的双手伸进一堆堆腐烂的垃圾中,将动物尸体和残骸翻出来扔进火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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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印度人登上火车,大逃亡拉开序幕!27年前的疯狂还历历在目……”共有0条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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