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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实证!良渚先民造城思维能有多超前?

2022-12-26 12:30

中华文明发端于何时、何地?经历过怎样的曲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促使中国的考古学者去思考、追溯中华文明的起点到底在哪里、起于何时。聚落考古在文明起源研究中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缘起于世纪之交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先后确立了四大都邑性遗址(良渚、陶寺、石家河、二里头)和20多个中心性遗址,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

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史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文丨崔赫翾 瞭望智库观察员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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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生命最后三年,揭开了良渚的序幕


1894年,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教授拉克伯里的《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讲述了一个完全有别于以往认知的中华文明起源的故事:

“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传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

在“疑古”与“西化”思潮的影响之下,这套理论广为流行,一批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扭转这种偏见。可是答案在哪?一位20出头、非考古科班出身的年轻人,用生命最后三年有力地回击了这种偏见。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图|图虫创意


1912年,施昕更出生于杭县(今余杭)良渚镇一个破落困窘的小商人家庭。年少时期,他常见到家乡有玉器、黑陶和石器出土。不时会有古董商在村子里收购,古董商们偏好玉器,认为有价值,而把黑陶和石器丢在一边,有些黑陶罐子被乡亲们拿来当做了喂鸡养鸭置放食料的容器。1930年,施昕更读完初中后进入西湖博物馆从事地质矿产工作。

1936年5月,并非考古学科班出身的他在参加古荡考古发掘时,面对出土的一种长方形有圆孔的石斧,更觉得有些莫名熟悉,似乎与小时候家乡土地中出土的物件有些类似。他似乎感觉得到了一种“暗示”:古荡和杭县北乡的良渚,会不会之间有一种互相的联系呢?

受到启发的施昕更第二天就启程回到老家,独自展开调查。他记录下了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1936年11月3日下午2点,路经一个因灌溉抽水而干枯的池塘,在良渚的棋盘坟,“偶然发现一两片黑色有光陶片”。

彼时,城子崖考古报告已问世两年,施昕更在省图书馆查看资料时发现,如获至宝,他觉得捡到的黑陶片与山东龙山城子崖出土的黑陶相似。

为什么这貌不惊人的黑陶让他觉得如获至宝?此前,中国考古学家在山东龙山镇城子崖发现了黑陶,傅斯年因此提出夷夏东西说,即中原用彩陶的夏文化是西方传来,东部用黑陶的夷文化是本土原生的。而江南地区一般被视为开发很晚的地区,施昕更发现和龙山一样的黑陶,说明江南地区也是有悠久文化。

这个发现的结论登上了当时的报纸,文中写道“考古学家认为远古东方固有文化,为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时期重要分子。”

从1936年12月至次年3月,由施昕更负责,良渚的田野发掘工作分3次进行。施昕更一边发掘整理,一边查找资料,到1937年4月,已经写就5万余字的考古报告,绘制图片100余张,定名《良渚》,副题《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交付印刷。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还想继续发掘考证。

但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8月14日,杭州遭遇空袭。三个月后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当年年底,杭州沦陷。

战火中已经在杭州付印的这本《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几经辗转,除了旧稿外,字版、图版甚至报告中的这批发掘材料全都遗失散尽,一直到1938年才在“孤岛”上海艰难出版。施昕更在战乱中饱含悲怆地写下了卷首语——“我们上古的祖先,坚韧的开辟了这广漠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历史明确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厘毫,才可使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

凭借这样的赤子之心,1938年3月,施昕更投笔从戎,在时任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的推荐下,来到瑞安,担任瑞安抗日自卫会秘书,参加抗日宣传。遗憾的是,到瑞安不久,施昕更便重病不起,1939年,年仅27岁的施昕更病逝在瑞安县立医院。

这一阶段,施昕更认为这支古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支而与后来认定的事实有悖,但是应该说,一个年仅25岁、非专业考古工作者的年轻人,能作出这样的学术判断,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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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的正名,是个过程


良渚并没有因为施昕更的逝世而暂时搁置,只不过彼时良渚文化作为区域性的土著古文化,在全国众多的考古学文化中并不受到关注。


2020年3月30日,观众参观良渚遗址。图|图虫创意

1939年,现场考察过良渚遗址的梁思永先生,经过一番比较研究,认为良渚遗址发现的陶器以黑陶为主,这一点和龙山文化有相似之处,便提出良渚遗址属于龙山文化的杭州湾区。

施昕更对良渚遗址的发掘,是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考古在黄河流域所取得成果的影响下进行的。当时在黄河流域已建立起了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和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东、西两大文化对峙的学说,也就是中华文明的二元论。在这样的影响下,良渚一带所发现的黑陶,就自然被归入了东、西对峙的两大文化之列,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向东南传播的一支。

当然梁思永也看到了良渚与众不同之处。

他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中对龙山文化的杭州湾区有这样的描述——“这个区域包括杭县附近的遗址。这个地区内的陶器的特征,有着高度不同的圈足的豆和皿,圈足杯,具有或没有圈足的短颈罐和实足的特式的鼎。大量的圈底、圈足和平行横线的凸纹,是这个地区所以异于其他两区的特征。圈底显示出一个重要的技术上的差异。”

【注:其他两区指龙山文化区域划分的山东沿海区、豫北区。】

这个结论,统治了考古学界将近20年,一直到50年代。

50年代末,钱出漾遗址下层所发现的木桨、竹编、丝麻织品以及水稻等农作物种子,此后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所出土的文物也都丰富了这一文化的内容。渐渐地,研究者们抛开黑陶这种简单而笼统的概念,开始从器物特点及组合上总结出与山东龙山文化不同的特点。

1957年,夏鼐在为《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像》写序时提出,浙江的良渚等地出土的黑陶和山东龙山文化不同,而且还出土了别处不曾见到的“三角形石刀”等。5年后,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的夏鼐,将良渚从龙山文化独立出来,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虽然从龙山文化系统中独立出来,但此时仍被视为“受了龙山文化影响的一种晚期文化”。

【注:“受了龙山文化影响的一种晚期文化”出自1959年12月26日,夏鼐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作《长江流域考古问题》的讲话。】

70年代,良渚迎来了正名的转机。在1972年公布的第一批钱山漾下层的碳14数据,表明钱山漾下层的年代“并不晚于黄河流域龙山文化”,从而使研究者们对良渚文化及本地区的偏见,开始有所改变。从1972年到1977年,国家对良渚文化4个地点的7处数据进行了碳14测定,得出为公元前3300年,距今超过了5000年。

这样的结果甚至出乎良渚文化的命名者夏鼐的预想,夏鼐最终根据1977年碳14测年的数据,修正了自己的认识,他在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中承认:“如果这些数据都可靠……则良渚文化的延续时间也长达一千年左右,即公元前3300年—2250年,相当于黄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而开始的时代要较早。”

同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实地考察良渚遗址后,就预见了这里可能是一处高等级遗址,指出“这里就是古杭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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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土丘一片,地下气象万千


良渚文化的年代虽然已正名,但在1985年之前,对良渚遗址尚未形成整体认识,学界研究重心还在遗存的年代和遗物上。


2020年11月17日,良渚古城遗址。图|视觉中国

直到1986年,浙江考古工作者们第一次发掘到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葬——反山。这年初夏,江南的梅雨季节尚未来临,对于野外作业的考古工地来说,正是发掘的好时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进驻余杭县长命乡雉山村已经20多天了,按照制定的发掘方案,对反山这座高出平地4米左右、长90余米、宽30余米的土墩进行发掘。

在旁人看来,反山其实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土墩,位于雉山村的西南部,周围散布着几户农舍,西侧有一条小路。

之所以选择挖掘这里,一方面,从这个土墩西边围墙的断层里,考古领队王明达发现了一些碎小的红烧土颗粒和炭粒,偶尔还能见到一些小陶片。另一方面反山是一座人工堆筑的、相对高约4米的熟土堆,这与之前认识到的良渚墓葬“土筑金字塔”的规律很吻合。

不过令他们失落的是,一连挖了二十天,他们在反山发掘了11座汉墓,迟迟没有找到良渚的遗址。

发掘过程中,为了避免墓内随葬品受到损伤,剥剔器物时,一律不用金属工具,只是把竹片削成大小宽窄各异的工具,小心翼翼地清除泥土。那年5月31日,当考古人员手中竹签插进土里碰到玉器时,那种硬硬的感觉触发的好奇与激动,至今他们难忘。

当时,考古队员陈越南从下挖的“坑”内清出一块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用手掌托着,小心地递到反山考古队领队王明达跟前,王明达只弯腰看了一眼,便从一米六高的隔梁上跳下,急忙爬到坑中,蹲在出土现场看得出神,观察了足足一刻钟……这小小的土块又露出朱红色的漆皮和很多小玉粒。当时在现场,没有人再敢下手了,考古队员们兴奋、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但谁都没敢吭声,只怕引来盗墓贼。

这枚土块后来经剥剔显露出了嵌玉漆杯,而这座挖掘坑就是后来的反山12号墓。此后的一个月时间,反山共清理了9座良渚文化早期大墓,2座良渚文化晚期残墓,出土遗物1273件。反山的一铲子,探出了一个无比宏大的史前玉器世界——5000多年前的良渚王陵展露眼前,反山12号墓出土了至今为止个头最大的玉琮和玉钺,一个象征着宗教权力,一个象征着军事力量,琮钺合葬,华贵气派,极有可能是“王”的墓地。此外还有1000多件(套)玉器。

王明达对玉文化与中华文明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解释:伟大而无用的艺术品的产生,是文明的标志之一,可以说玉器是中国特色文明的最主要的指示物

1987年在瑶山的顶上第一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祭坛上分布着13座墓葬,由于这一遗迹形态规则,结构奇特,而且没有房屋类的地面以上建筑遗迹,以及与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良渚文化大墓结合在一起,因此,很自然地被推测为是巫觋们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座良渚文化时期“坛墓一体”的复合遗址,印证了“神王之国”信仰统一、神权至上的精神面貌。

之后,考古人员在莫角山巨型建筑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遗址,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大批良渚时期的村落遗址和墓地,它们共同构成了分布密、类型多、规格高的遗址群落。王明达首次提出的“良渚遗址群”概念,渐成学界共识,标志着良渚考古研究的视角,由各自独立的“遗址点”向整体性的“遗址群”转化。

从反山开始到2002年拉网式的详细调查,共确认遗址135处,良渚遗址的范围扩大到42平方公里。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证明了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在考古学范畴,人们习惯用文字的产生、城市的出现、世俗礼仪的形成、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等文明标志来界定国家的起源。此时,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良渚遗址已经接近或进入了文明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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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重现人间,良渚先民怎么造城?


虽然遗址群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良渚遗址整体性概念逐步形成,但结构与功能性认识尚不清楚。

2006年,考古人员刘斌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发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壕沟,壕沟内有较厚的良渚晚期堆积。

“我很想搞清河岸的高地与河的对应关系,因此利用民房之间的一小块空隙,做了2乘4米的局部解剖。”刘斌说,在挖到距地表3米多深时发现了一层石块,这些石块呈散乱分布,高低不平,不是一个生活的地面,而且这些棱角分明的石块显然是人工开采的石块,它们取自哪里?怎样被运输过来?

刘斌觉得这些问题非常有意思,有时甚至让他彻夜难眠。由于葡萄畈村所在的南北向高地,位于莫角山遗址西侧约200米的平行位置,所以也有可能是莫角山遗址西侧的城墙。“当我觉得这种判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时,心情非常激动。”

2007年3月,考古队首先以葡萄畈遗址为基点,向南北做延伸钻探调查和试掘。4月,在莫角山遗址西侧,底部以铺筑石块为标记的遗迹,分布范围得到初步确立;6月,考古队在河池头村北部探测到了一段铺垫石头的遗迹;9月,东西端遗迹分布范围确定;10月,莫角山东侧发现相关遗迹;至此,考古队已经基本确定这种底部铺垫石头的遗迹应是良渚文化时期围绕莫角山遗址四周所建立的古城墙

城墙是最能作为结构判读的一个标识,因为有了城墙,肯定就有城内、城外,里面的宫殿、门道、水路都可以去找了。自此,各个零散的遗址被穿成线、连成面,纳入了大视野、大范围的聚落格局之中,并迅速建立起考古与保护紧密结合的大遗址考古模式。

也是从这里开始,良渚在考古上就进入了都邑考古阶段。2010年,良渚古城的外城得到初步确认,一座5000年前的古城形象也被初步勾勒了出来:一片沼泽湿地之上, 先民们以20-40厘米厚的石块作为基础建城墙,因为用石头铺垫地基不仅可以加固基础,还可防止地下水对墙体侵蚀。每年的洪水期也使他们知道,山坡上的黄色黏土有着很好的抵御性和牢固度,于是先民便拉来附近山上的黄色黏土堆筑城墙。他们将古城的核心区分为三重,位置居中且高出地面16米的黄土堆是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区,其外分别为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城墙和面积约800万平方米的外郭所环绕,堆筑高度也由内而外逐次降低,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异,形成类似后世都城的宫城、皇城、外郭的三重结构体系。

对先民来说,择址建城是一次历时弥久的大型工程事件,但对后世来说,建城背后还隐藏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马家浜文化(公元前5000—前4000年)和崧泽文化(公元前4000—前3300年)时期的遗址多以自然山地的坡脚为依托,这两个时期发现的遗址数量较少。

与之相比,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址数量则呈爆发式增长。人口的激增使得人类对生存空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产生活场地、交通、安全、水源、农业、山地资源等成为选址的重要依据。出于这些考虑,“靠天吃饭”的史前先民做出了最优选择,从山地走向了平原,也开启了人为大规模改造自然的时代。

良渚先民选这个地方建城或有自己的考量。

第一,避免战争威胁。杭州余杭这片区域,处于苕溪上游和中游的交接位置,而且在太湖水源主要干流的上面。相对北面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西面的安徽、江西地区,南面的福建地区等其他族群的地理位置,良渚距离其他族群较远,战争的威胁较小。

第二,自然、交通资源好。良渚古城位于山区与平原交汇之地,背靠天目山丘陵,面向广阔的河网平原,周边地区正好是一个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C字形盆地。发达的水系连通太湖,广阔的平原湿地适宜发展稻作农业,广袤的山地潜藏着丰富的玉石木材和动植物资源。可见,物产丰富、交通便利。

5000年前良渚先民造城的思维能有多超前?

一方面,他们早已掌握三重向心的城市规划布局。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地显示出以宫殿区、封闭式内城、半封闭式外城组成的城市布局,已经可以揭示良渚古城遗址具有城市所特有的空间形制、功能分区、防御功能、社会分工等复杂现象。其中宫殿区的出现,揭示了良渚时期已经存在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现象,而以宫殿区为中心的三重向心式规划布局,突显了在距今五千多年所存在的一个早期国家的权力中心地位。

另一方面,良渚古城有着城乡分野的土地空间布局。良渚古城遗址内部迄今为止没有找到稻田遗迹,但在城址的莫角山台地东坡和池中寺台地,以及城址东北26公里外的茅山遗址,均发现了大量炭化稻谷遗存。这就表明,当时的良渚古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野土地空间布局。

5000年前,在这个水乡泽国里生活的良渚先民,生活方式里饱含着江南人的精致考究——饮食品类较为丰富,稻米是良渚先民的主食,以家猪为主要肉食,还捕猎鹿、牛、虎等野生动物,另外以鱼、螺蛳、蛤蜊等为水鲜;良渚先民还将小件玉器穿坠在皮革、丝、麻等材质的衣物上,或是佩戴在手臂、手腕、脖颈等处,把玉器作为生活的美化;从出土的大量农具看,良渚先民已摆脱一铲一锹的耜耕而率先迈入了连续耕作的犁耕阶段;社会分工也较为发达,城内除了统治者,还有从事玉器、陶器、漆器等制作的匠人等等,这也证明了这个城市的组织已经脱离了若干个血缘集体的结合,不再是氏族村落扩大的结果,而是根据经济政治的需求组织的群体。这就是今天城市的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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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年前的“基建狂魔”


水是江南的魂。江南人离不开水。良渚先民们出行靠筏、饮水靠井、食物靠稻、灌溉靠坝,一切都与水有关。

从城市选址我们能知道良渚位于的太湖平原,海拔只有两米多高,西北为天目山,是浙江的暴雨中心,洪水一来,房子就淹了。虽然可以将房子建高一点,比如离良渚古城25公里的余杭玉架山遗址,就是采取这样的办法。但这只是改变了一个小村落的布局,想从根本上解决,还是要建区域性防水工程。

早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发现了塘山遗址。它呈长条形,位于良渚遗址群西北部,有一条长6公里的水坝,能挡住古城背面从大遮山流下的山洪,将水引向西边,好让古城直接避开山洪的侵袭。

真正让良渚水利系统重现于世的,还是通过一张美国的间谍照片。

2011年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得到了一个已解密的良渚地区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Corona间谍卫星影像。拿到这幅卫星照片之后,良渚古城遗址重要发现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让王宁远再仔细寻找高坝系统还有没有漏掉的坝体,王宁远经常在办公室电脑上放大这个区域,仔细寻找。一天下午,王宁远无意间把图幅推得过于靠上了,忽然发现画面上两个近似圆形的山体间,连着很长的一条垄,看形状很可能是人工堆筑的。他立刻缩小画幅确定其位置,发现已在高坝南部相当远的地方了。

为了验证地形的准确性,王宁远打开地图,果然在相同位置也找到了它。根据地名标注,发现其东部为新104国道,再往东为南山和栲栳山。这时,王宁远忽然万分激动地发现,它通过栲栳山居然连上了毛元岭和塘山。这就意味着,如果这是一个良渚古城外围的坝,那它们和塘山就构成了一个整体。

2013年,鲤鱼山等较低的水坝遗址就此确认,将此前2009年发现的岗公岭水坝这些连接两山的水坝与90年代确认的5公里长的塘山水坝相连接,最终厘清了由11条水坝构成的庞大的水利工程。

说到大坝,人们往往想到防洪,但防洪并不是良渚人修建水坝的唯一原因,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原因,不然重新选址更加方便。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更可能是为了服务古城的生产生活而修建的系统工程。通过发掘,考古人员发现这些水坝形成了完整的航运通道。水利系统建成后,形成了上下游两级水库,其中下游水库的水面正好抵达上游高坝的坡脚,配合原有河道和水域,就形成了从古城到下游库区再到高坝以北3公里远的运输通道。

良渚人没有发明轮子,古城四周的水城门多达8个,而陆城门只有1个,佐证了当时的交通运输主要依赖竹筏和独木舟进行水运。当时运输的物资主要有木料、石料和玉料等,在莫角山宫殿区东侧的河道中发现了3根18米长的大木料,另外古城的河道采用了大量木料护坡,这些木材应该是从山里采伐后运来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古城内外舟楫往来的繁忙景象。

虽然考古人员最先发现的是良渚的宫殿区。但据碳14测年结果证实,良渚人是先修水利后造城。水利系统涝时防洪,旱时配水,为古城交通运输、农业灌溉提供了有利条件。良渚人的城市规划意识可以说相当有前瞻性。

作为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和世界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我们来看一下工程量。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的总土石方量约1000万立方米,与我国最大的水利工程相较,三峡工程土石方量约1.25亿立方米。如此浩大的工程,人均寿命27岁的良渚人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具备了应对如此复杂需求的社会组织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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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5000年的实证


2016年,著名考古学家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致信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促成良渚遗址早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8年1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中国申报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

接下来的过程几乎是一气呵成。2018年9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委派专家到现场对良渚古城遗址申报项目进行考察评估。申遗的专家考察像极了一场没有圈定考试范围的期末大考。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说:“我们用了三个月时间准备了几百个问题,当时定的一个原则就是,考古不知道的,我们就大大方方地告诉申遗专家还没做到。但如果申遗专家想问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了,却没有全面、完整、准确地传递给他,就会非常的遗憾!”

然而,令马东峰始料未及的是,他们准备的几百个问题一个也没有用上。

申遗考察专家说:“我看完博物馆,没问题了!你们博物馆把我的问题全都给我讲清楚了。”那一刻,马东峰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

2019年7月6日下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55处,位居世界第一。

此前国际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文明源起于距今3600年到3500年的殷商时期,排在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哈拉帕文明之后,是四大文明中时间最晚的。良渚打破了这个观念,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以及随后规模宏大的外郭、水利系统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良渚古城的规划设计、具有文字特征的刻画符号、巨大的工程量以及墓葬所显示的社会分层、统一的宗教信仰、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及复杂的社会分工等都反映了良渚社会已具备成熟的早期国家形态。

良渚在距今5000年左右同步进入了国家文明社会,树立起一个东方文明社会的标准,标志着中国和世界其他早期文明一样,在距今5000年左右同步进入了国家文明社会。

参考资料:
1.这个轰动考古界的“中华第一城” ,是如何被发现的?丨上观新闻,2022-10-27
2.良渚的发现:民国青年25岁推开文明大门丨中国青年报,2018-11-08
3.东西问|从手铲到卫星,良渚考古何以反映考古学变迁?丨中国新闻周刊,2022-01-17
4.大美良渚:孕育中华第一城丨浙江新闻客户端,2019-07-08
5.参与考古3年,河海大学团队解密良渚水利工程——5000年前,“基建狂魔”在良渚修建水坝丨新华日报, 2019-07-31
6.良渚,让我们在五千年的坐标中找到自己!丨人民政协网,2022-09-08
7.30多年前,反山和瑶山是怎么被考古学家发现的丨钱江晚报,2022-03-25
8.口述·我与良渚的故事丨王明达:反山良渚“王陵”发掘记丨浙江日报,2019-07-08
9.四代人,一件事,良渚遗址考古八十年丨浙江省文物局;
10.五千年前良渚古国的王:反山第12号墓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1.良渚古城: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实证之城丨《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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